历史军事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研究中国历史军事地理比较系统的传世著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司马彪编纂的《续汉书·郡国志》。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直接继承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以往学术界论述中国沿革地理学的渊源，普遍重视《汉书·地理志》的创建性贡献，而对《续汉书·郡国志》在沿革地理学学术史上的意义，则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汉书·地理志》所体现的沿革地理内容，主要是一如《汉书》其他诸志，并不仅仅局限于记述西汉一朝的情况，而是通叙历代地理建置：以《尚书·禹贡》当夏、商两代地理，以《周官·职方》当周代地理；叙西汉地理而起始于嬴秦，描述地理区域特征依循战国列强疆界，记录县邑建置由来述及春秋诸侯封国。总而言之，是记述某一政区设置本身的历史沿革。《续汉书·郡国志》当中的沿革地理内容，则与此明显不同，按照司马彪自己的说法，他是在郡县政区设置项下，记述发生在这一区域内的“《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见《续汉书·郡国志》序言）。案‘三史’系指《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即其主旨已经不再是记述政区本身的沿革变化，而是将每一特定政区视作历史活动的空间场所，记述这一区域内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
    传统沿革地理学在西晋时期发生的这一转折性变化，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地理学一系列重大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当代政区地理内容的公开化和学术化（《泰始郡国图》、《太康三年地记》、《太康土地记》、《太康郡国志》、《太康州郡县名》、《元康三年地记》、《元康地道记》、《永宁地志》等一系列记述现实政区地理状况的地理总志的出现），城市文献内容的现实化（晋佚名撰《洛阳记》，陆机撰《洛阳记》、华延儁撰《洛阳记》、戴延之撰《洛阳记》、杨佺期撰《洛阳图》等记述本朝都城现实状况的城市地理文献的出现）。只有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学者才有可能在清楚的现实地理背景下，复原历史活动所发生的场所。这一点，在裴秀主持编纂的《禹贡地域图》中，反映得尤为清楚。裴秀与司马彪同处于西晋时期，他所编绘的《禹贡地域图》，是用地图的形式来表述《禹贡》时期的地理状况，另外还表述有一些重要历史活动的空间场所，性质与《续汉书·郡国志》相近。裴秀明确讲述说，他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除了《禹贡》记述的“山海川流，原隰陂泽”等上古地理内容之外，还包括“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见《晋书·裴秀传》），即当时的州郡县邑状况。其实，后者正是复原和表述前代地理内容的必备基础。没有上述地理学总体内容的变化，沿革地理学恐怕很难实现这一转变。
    沿革地理学的这一转变，其中新充实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用现代的学术术语来讲，就属于历史军事地理学的范畴。《续汉书·郡国志》记述的“《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所谓“征伐”地名，自然属于军事活动的地域问题；不仅如此，就连“会同”地名，也往往与军事行为有关。裴秀讲述说，他主持编绘的《禹贡地域图》，其中也包括有“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见《晋书·裴秀传》），也就是古国名、盟会的地点以及赴会时往还的水陆路径。这里所说的“盟会”，与司马彪讲到的“会同”大体相当，主要是指春秋时期列国之间频繁发生的盟会活动，而这种盟会，常常是以武力讨伐和威慑为背景。因此，西晋时期沿革地理学这种转变甫一发生，历史军事地理知识即成为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据《水经注》等书记载，当时协助裴秀编制《禹贡地域图》的京相璠等人，曾特地为绘制有关春秋时期盟会的地理内容，先行撰作有《春秋土地名》一书（见《水经·穀水注》；又《隋书·经籍志》），这些也都与历史军事地理有关。遗憾的是《禹贡地域图》和《春秋土地名》都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一时期的同类沿革地理著述，还只有《续汉书·郡国志》。
    后代涉及较多历史军事地理内容的同类沿革地理著述，以南宋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和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最具有代表性。《通鉴地理通释》中的相关内容，主要是注释历代攻守要地所在的地点，性质与《续汉书·郡国志》比较接近；《读史方舆纪要》则除了详细释说历代战地之外，还在卷首的“历代州域形势”部分、各省方舆纪要的前序部分、各省的名山大川重险雄关部分，以及各府州的序论部分，综论历代军事活动利用地理形胜的成败得失经验，是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当中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当代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学者当中，业师史念海先生最早关注历史军事地理问题，并且取得了最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早在1945年，即发表《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一文，从地理形势角度，剖析诸葛亮为蜀汉筹划的攻守方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史念海先生又集中研究历史军事地理问题，发表有《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秦岭巴山间在历史上的军事活动及其战地》等一系列重要论文，所切入的研究角度，与顾祖禹性质相近，而论述之精详深邃，则要远远超轶于顾氏之上。史念海先生的这些成果，对于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倡导和示范作用。
    我从1992年起，开始较多关注历史军事地理问题，设想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内容，应当包括诸如战役与战争的地理进程、军事地理方略、国家或政权之武装力量的地理配置、国家或政权的边防线以及其他军事界限的构成及其演变、主要军事装备和给养物品的地理分布与供应途径、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城镇和关隘等军事设施的地理分布、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津渡和交通线的分布地点、将士的地域来源、自然环境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与制约、区域风俗文化特征对军事活动的影响等所有与军事活动相关的地理问题，并计划依循这样的设想逐步展开研究工作。由于冗事缠身以及精力所限，实际只是对秦汉时期一些重大战役的地理进程以及明代边防地理中的个别问题，做了一些研究。
    从研究领域上看，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如《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局势和南北对立局势》等文，论述军事地理方略和军事地理格局；二是如《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诸文，论述特定地域的军事地理形胜；三是如《函谷关和新函谷关》、《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这一类文章，论述重要军事设施的地理分布和作用。虽然这些研究，完全是建立在现代的学术视野之上，但毕竟还是与传统的研究领域，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连；我对重大战役地理进程的研究，以及其他学者的许多相关研究，基本上也是处于同样的境地，而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更为积极地拓展研究范围，更多地关注一些过去未曾探究过的问题。显而易见，从事这样的研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也需要具有良好的学术见识。
    程龙博士从六年前开始研究宋夏战争的军事地理，选择宋军以粮食供应为核心的后勤补给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研究》一书，就是他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通读这一精湛的著述，可以看到，程龙博士的研究范围、视角和方法，已经彻底超越了传统研究领域的限制，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讲，也代表了这一分支学科在当今的最高水平，而这些都是程龙博士在无所借鉴的情况下，独自探索取得的成就。作为同样关注这一领域的学术工作者，我相信程龙这部书的出版，能够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领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程龙本人也能够在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学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