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６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其中首次公布了共产国际就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问题所发出的一批重要电报指示。这些电报指示的发表，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联蒋抗日”方针问题上曾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意义如何，它在实际运用中所起的作用又是怎样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无法回避的事实
    关于中国共产党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少学者否认共产国际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起过任何积极的作用。可是，共产国际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政治指示的公开发表，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在促使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和确立逼蒋、联蒋抗日方针的问题上，确实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把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日指示的内容，与中共中央８月２５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９月１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９月１７日《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的内容加以对照，就可知道，后者的基本内容都是依照前者的指示而来的。后者的一些重要文字甚至也大段大段地由前者直接摘引而来【注：如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第四、五、九、十部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批示》中第一、二、五部分，几乎全部抄录了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批示的前３点内容。】。这说明，中共中央是在得到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日指示之后，才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批评和建议的基本内容，起草和制定自己关于逼蒋和联蒋抗日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对此，我们还可以得到其它一些更进一步的证明。
    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日指示之后，致电在外地的红军主要领导人：今后“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应改变过去抗日必须讨蒋的口号，表示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自由”【注：见《总政治部关于召开白军工作会议规定今后工作方针的建议给彭德怀等电》，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０日。】。紧接着，中共中央在９月８日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说明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精神和中央依照国际指示决定根本变换前此方针的意图【注：见《洛、恩、博、泽关于抗日反蒋不能并提致朱、张、任电》，１９３６年９月８日。】。９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对照国际指示全面检讨过去统一战线的工作，确认了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和自己以往在对联合蒋介石抗日问题认识上的严重不足。会后，中共中央于９月２２日就前此抗日反蒋口号和在西南事变问题处置上的错误，发出了自我批评的通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日指示曾对中国共产党确立新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发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这包括：（１）根本放弃“抗日反蒋”方针，明确推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在全国范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必要性；（２）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全国议会和成立全国国防政府，使之成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党派组织的真正代表机构和权力机关，统一指挥抗日战争和协调党派关系的新设想；（３）突出强调保持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和军队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纯洁性，防止自身统一和团结遭到损坏的各项原则和具体方法。
    不容否认的局限
    应该承认，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日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是积极的，而中共中央的自我批评也是正确的。这是因为，问题确如季米特洛夫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所说：“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注：《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３日。】按照“抗日反蒋”的方针去工作，是不能够迅速达到把全国９０％以上的人口都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个目的的。坚持“抗日反蒋”，就意味着“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意味着要把蒋介石及其指挥下的军队也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意味着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必须同时进行，中国共产党必须把主要力量和主要工作首先放在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上，放在与各个反蒋派别结成局部统一战线，诸如西北国防政府的战略方针上来。这当然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尽快造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
    但是，季米特洛夫在这里忽略了这样两个基本事实。其一，当时在陕甘北部地区的中央红军，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进攻，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如何抗日的问题，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蒋介石欲置红军于死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生存问题和扩大苏区、发展红军问题放在首位。也只有使自己真正具备了足够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显示出足够的实力，才能促使蒋介石国民党坐到谈判桌前来，才有团结抗日的可能；其二，为中共规定“抗日反蒋”的统战策略和扩大苏区、发展红军的基本任务的，恰恰是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本人，被共产国际视为有重要错误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正是根据张浩传达的《八一宣言》精神和共产国际指示作出的。而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初陆续得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也表明，共产国际仍旧坚持着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显然，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抗日反蒋”的决定和“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决定，以及扩大苏区、发展红军和联合反蒋势力的作法，都是符合国际要求的。事实上，无论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是中共中央，都并非不想与南京方面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但一来事情由不得中国共产党自己决定，二来要坚持苏维埃革命及其政权形式与军队形式，甚至试图以苏维埃为中心，蒋介石也决不会答应。因此，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尽管都曾秘密与国民党方面代表进行了政治接触，结果却令人失望。他们提出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抗日人民阵线”的主张，也因此而成为幻想。应当指出，中共中央在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远较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要实际得多，他们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实力和特长，他们并不刻意追求某种形式上的东西。所以，他们在组织西北大联合和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之初，就明确主张按照实力原则推举张学良为未来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在接到共产国际必须与南京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之后，中共中央立刻“表示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但是，弱小的共产党要同强大的国民党达成真正的协议，他们必须作更多的让步。在这方面，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表现出脱离实际的缺点。他们盲目地认为，只要“正确地加以扭转‘中共’对待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具体地规定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军事原则，提出比较可行的民主共和国口号，使中国共产党人“以全面抗日战线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就足以“动员全国舆论”，使一切爱国者拒绝“剿共”内战，从而迫使蒋介石同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注：参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３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他们甚至仍然幻想要取消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中心地位，通过普选来召集新的“中华全国议会”，通过这样的广泛代表民主力量的国民议会继续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针，“解决土地问题”，并成立真正代表各个党派组织的新的“全国国防政府”，以致在全国实行区别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制度【注：参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３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他们还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巩固苏维埃”，称“苏维埃在现时是国内的唯一的民主政权机关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可靠的支柱”，主张“可以提出建立苏维埃作为中华全国共和国民主机构的问题”，可以据此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并促使群众“有组织地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斗争”【注：参见季米特洛夫：《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救国时报》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３日。】。
    极其困难的选择
    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日指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策略方针，但它却不能改变蒋介石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必须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统一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共产党必须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政权和军队必须改制和改编，接受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不难看出，国民党方面的条件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几有天壤之别，而需要变化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问题的认识。从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后最初发表的文件看，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是严格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的。他们确信，共产国际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以此来动员全国舆论，将有可能“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否定国民政府及其所谓“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实现“继续巩固苏维埃”和“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的目的【注：见《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９月１；《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７日。】。在上述文件里，唯一与共产国际有所区别的仅仅在于，中共中央意识到了实现以上任务的极端艰巨性。为此，他们不得不突出强调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关于要造成一种运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面，提出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思想，准备继续坚持对南京政府政策的批评态度，同时保持与各反蒋地方实力派的抗日联合，试图以此来作为巩固自身实力和促使南京方面作出妥协的重要法码。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想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他们必须正视国民党人提出的条件，采取更为实际的步骤。
    １９３６年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上旬，为与国民党进行比较实际的谈判，中共中央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该草案中，中共中央虽继续主张“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进而组织“民主国会”和“民主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但在军事和政治组织方面，却明显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作出大的让步。草案公开表示，中共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与行动，红军则准备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同全国军队一同“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代表并愿意参加由国民党人“占主要领导的地位”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注：《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２日。】。这一态度表明，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指示所要求的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尽管仍抱有希望，甚至仍旧认为有可能促成“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乃至“民主国会”“民主政府”之产生，但是，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认识到，根据目前的实力对比所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决不可能平等的。对于共产党来说，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注：《洛、毛关于应迅速争取开始国共主要代表谈判问题致朱、张电》，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８日。】，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考虑如何承认目前“最有力量的”国民党在未来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实力领导地位，并据此在红军名称、苏区政权形式、没收地主土地及其有关革命政策方面实行改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注：分别见《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２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关于联合战线问题的谈话》，１９３６的９月２２日，《救国时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０日。】。但是，由于此后军事形势的骤然恶化和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下旬，红军三大主力约８万人在甘北会师，但为打通国际路线，接取军事援助而组织的“宁夏战役”却因种种原因而告失利。面对蒋介石重兵“围剿”和粮食、冬装以及军用物资方面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不得不一面进一步下决心向国民党让步，一面准备在万不得已时转战内地，以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为此，在１１月１３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开始考虑不再以“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谈判协约之前提条件，准备接受国民党侧重于军事统一的办法，承认改编红军接受蒋介石指挥，以消弥战祸。
    中共中央此时了解到的国民党方面的最新条件，是张子华１０月中旬由广州面见曾养甫后带回来的４条：即（１）党可公开活动；（２）政府继续存在；（３）参加国会；（４）红军改编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注：《中共中央关于可照曾谈原则协定致潘汉年电》，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认为，可照此条件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并电已赴上海之潘汉年，请其立即依此条件与国民党方面负责人谈判【注：《中共中央关于可照曾谈原则协定致潘汉年电》，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同时准备必要时派周恩来前往南京，以求加快这一进程。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种重大的让步，共产国际显然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而面临如此严重的军事局面，他们又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在１１月２０日的电报中，他们坦率地表示不同意派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并认为在蒋介石坚决反共的条件下，国民党人的谈判或者是一种特务手腕，或者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在新的形势面前，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在红军问题上所作的让步。但他们告诫中共中央：必须保存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分，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并且只有在对日武装作战的情况下，才可以同意成立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统一的总司令部。而红军接受其指挥也应该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一定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才可以服从统一指挥【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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