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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这一态度，很快对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发生了影响。由于这时军事形势极端不利于共产党人，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军队的决心一时陡增。他一方面准备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也咄咄逼人，坚持苏区和红军必须先行改制改名，统一行政和军事组织于南京政府领导之下，并限制红军改编后的总人数，否认谈判双方的平等地位【注：《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致洛甫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８日。】。中共中央显然难以接受在军队改名以外的其他要求。红军此时已退至甘北与陕北交界之盐池、定边、环县一线，甘北基本丧失，陕北苏区亦大部陷于敌手并遭敌军分割，现有地区已难以维持生存，万一定、盐一线不保，后果难以想象。为此，中共中央一面准备实施分路突围转战内地的最后方案，一面接连致电共产国际，要求其指示解决办法，同时则力促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设法阻止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 显而易见，此时中国共产党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蒋联合；二是利用与张学良、杨虎城秘密结盟的关系，策动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共同创立西北独立局面，并争取阎锡山、傅作义两部之同情；三是分路突围，转入内地，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以保存红军主力。但第一条道路被蒋介石堵死了，第二条道路共产国际又不赞成，结果只有第三条道路可行。可事实上，红军一旦打入内地，要想迅速实现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更加困难了。 难以避免的摇摆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初，国共两党关系已走入绝境。１２月４日，蒋介石率大批军政高级官员来到西安，亲自实施“剿共”战争的新部署。由于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致使早与共产党人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于万般无奈之中，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人员。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再度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它可能是国共两党关系新的转机，但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内战，使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泡影。因此，如何把握，关系重大。 中共中央一开始就认识到事变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其基本方针是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在逼蒋抗日的努力接连遭到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显然对继续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可能性缺乏足够的信心。中共中央在事变一开始，就采取了除蒋的策略，试图“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同时争取蒋之部下及南京英美派等同情，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进而成立全国的“革命的国防政府”【注：《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工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１２月１３日。】。不难看出，此一策略如果成功，不仅共产党人不必作出任何重大让步，而且共产国际提出的各项政治目标都可能实现。甚至共产党人还有可能“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使西北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本营【注：见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载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５日《人民日报》第２版。】。 中共中央是不是又回到“抗日反蒋”的方针上去了呢？当然不是。“抗日反蒋”方针包含着坚持进行国内战争的内容，而这时共产党人却“绝对反对一切内战”；“抗日反蒋”方针包含着另立中心，与南京对抗的成分，而这时共产党人却“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希望以西安为中心迅速实现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矛头对准蒋介石一人。然而，中共中央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国民党内部派别之间矛盾的估计，以及对蒋介石个人作用及威望的估计，都不尽妥当。他们忽略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张学良，都无法迅速取代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地位。事实上，西安事变本身在客观上必然要造成与南京政府的对立，也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大规模内战，而除蒋策略不仅不能缓和这一局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倾向。 １２月１２日晚，南京政府针对事变采取了强硬态度，褫夺了张学良本兼各职，并下令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发。１４日，尽管中共中央仍旧主张“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给各方面军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４日。】，但显然已感觉到双方公开对立可能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故不能不提议组织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名日援绥，实则准备与张、杨公开联合，对抗讨伐军，“与敌决战”【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我们的行动方针致汉卿、虎臣两将军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４日。】。然而，无论张、杨及中共，显然都没有想到对蒋介石的扣押，会引起全国绝大多数党派和人民的反对。随着事变的持续而渐渐形成的“拥蒋潮流”，使中共中央和张、杨开始感到严重不安。因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意味着西安与南京之间将无法调和，而且预想中的多数派别及人民拥护事变的情况也无法出现，如此则不仅内战绵延有碍抗战，而且西安将日渐陷于孤立，这无疑有违人们的初衷。为此，中共中央开始公开发表通电，试图以第三者身份呼吁南京方面“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通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并致函阎锡山，请其“周旋宁陕之间”，阻止内战发生【注：《毛泽东致阎百川函》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６日。】。但是，中共中央仍旧认为，必须“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通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否则不能根本改变南京方面“剿共”内战政策，实现国共合作。故力劝张学良“坚持到底”，甚至不惜在西安被攻时对蒋采取“最后手段”，破釜沉舟，以争取胜利前途。 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中央，之所以坚持认为西安事变及除蒋策略有可能获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相信此举将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有力支持。中共中央即使在意识到“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时，也仍旧鼓励张相信当国际了解到事变真象时，“当寄以同情”。因此，直至周恩来赴西安见到张、杨，三方共同认识到有必要以蒋之安全问题作为迫使南京方面停止进攻，改组政府的等码之后，其除蒋策略事实上仍未真正改变。中共中央在周恩来赴西安之后，对蒋介石态度的松动、苏联的不满以及各派倾向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已开始认识到对蒋处置问题实际上是和战的关键，因此在除蒋策略上有了明显变化。中共中央１２月１８日致国民党中央通电虽继续坚持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政治条件，但已不再坚持把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主张，而同意保蒋安全和自由了【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中央通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８日。】。 １２月１９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人们开始指出，西安事变固然是因蒋介石顽固坚持内战政策而发生的革命义举，但它也助长了内战的发生和扩大。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抗日，并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因此事变发生后自己所提出的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也是不妥的【注：见张培森：《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紧接着收到的共产国际的电报，使这一看法更加明确。共产国际的来电明确批评事变客观上只会有损于中国人民各种抗日力量的团结，同时却仍主张应在改组政府，要求南京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停止“剿共”并与红军合作抗日等条件下和平解决事变【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６日。】。鉴于此，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修正了自己以前的除蒋策略，在肯定张、杨发动事变的主观愿望之后，指出了事变还有造成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９日（该指示实际形成了国际来电之后）。】。随后，中共中央接连致电周恩来和潘汉年，要求他们以共产国际所提条件与南京方面谈判，并声明在有关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同时，中共中央提出了“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具体工作方针【注：《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１日，等。】。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于１２月２３日与张、杨一起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进行了具体谈判，提出了停战撤兵，改组政府，召开救国会议及联合红军抗日等项条件，并明确表示中共愿意协助蒋“统一中国，一致对日”【注：《周恩来关于与宋子文谈判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由于宋子文急于救蒋，且对南京政府前此政策及人事多有不满，故谈判进展竟异常顺利，宋主动表示愿“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抗日政府”，并具体提供了改组的名单，保证“肃清亲日派”和召开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方针。随后，双方又进一步商定了共产党公开，红军在抗日时改编，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协定。蒋介石亦向周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注：《周博关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至此，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蒋亦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经洛阳飞回南京。 来而复归的决定 西安事变的结果，尽管没有达到中共中央除蒋和“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的预想，却明显地符合前此逼蒋抗日方针所要争取的目标，并且因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实现了事实上公开的军事合作，陕北苏区全面恢复和扩大，“剿共”战争被制止，南京政府即将改组，中共中央又高度乐观起来。中共中央确信，事变的结果表明，中共在事变中实际上取得了领导的地位，西北已经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蒋介石的许诺与投降无异，其威信已经扫地，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已经不能再继续，故应加紧“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逼迫蒋不折不扣地实践自己的许诺【注：《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等。】。 但是，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迅速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在１９３７年１月初的一份电报中认为，中共的这种态度将可能使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果前功尽弃。来电批评中共中央仍未彻底摆脱以前“力图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的影响。认为“实际上党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被视为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同他们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来电甚至改变了共产国际在事变期间给中共指示中所强调的政治条件，宜称“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首先是争取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放弃消灭红军的政策，争取同南京共同抗日，即使初期没有正式协议”也在所不计【注：《共暗国际执委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１９３７年１月２日。】。 共产国际来电的批评，明显地存在着过火的成分，但来电的指示精神在主要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自释蒋回京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证明，寄希望于蒋之许诺和并无实权的来子文的担保，是根本靠不住的。在张学良被扣、中央军重新集结进攻西安的危险再度出现之后，人们不能不从根本上放弃以西北为中心来影响全国的幻想。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目前不仅“改组政府暂时无望”，而且仍旧必须以全力争取切实停止内战。在内战危险尚未真正制止，与南京共同抗日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情况下，过分夸大自己的胜利，是幼稚的行为【注：参见１９３７年１--４日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潘汉年等电。】。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加强西北三位一体的联盟，以威慑南京之军事进攻，一方面全力投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攻势中。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再度重申了自己在事变中的第三者立场，力图避免南京方面以反对共产党人的介入为理由，来对西安方面进行军事报复。 面对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形势，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都渐渐深刻地意识到，必须尽快找到促使国共两党达成具体协议的办法。在这方面，过去所坚持的种种政治方案都过于脱离实际。事实上，还必须作出让步的主要并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因为人们还没有力量迫使国民党赞同和实施那些民主化的主张。民主国会、民主政府，甚至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等等，都还只能是一种斗争的方向，而不可能是实际的斗争目标。为了使国共两党尽快合作起来，应该以和平和抗日为中心原则，并在此原则之下寻找使双方政治上易于合作的具体方式。 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０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放弃苏维埃制度，放弃普遍没收土地的做法，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将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的重要提议【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０日。】。这一提议表明，共产国际终于认识到，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和运动，是不适应当前建立全国范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要求的。尽管共产国际仍旧希望中共在中心城市保留作为群众组织的苏维埃【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０日。】，幻想未来的革命权力仍将会象俄国一样从那里产生，但这一重大提议显然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实际出路。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定，在抗日与和平的方针之下，准备拥护能够和平统一的南京政府，同时向各方表示，红军和苏维埃可以不待民主政府和民主共和国建立，就改变名称和番号，苏区可以统一于中央政府并实行民主制度，放弃没收地主七地的政策。放弃逼蒋方针，实行正确的联蒋、拥蒋抗日策略【注：《中共中央对叶询各点的答复》，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３日，等。】。 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电，明确提出在国民党停止内战等条件下中共的四项保证。毫无疑问，上述保证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５日。】，它大大超出了共产国际提议的内容，直接具体化为以南京政府为正统，并统一于其领导和制度之下的完整妥协方案。对于这样一种原则上的让步，共产国际一时感到难以理解，他们吃惊地提出疑问：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办法，是否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呢？事实上，共产国际本身就缺乏准备，甚至怀疑这种让步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目前只要声明共产党和红军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的措施，准备与之协商民主改组苏区政权，并在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国政权的基础上调整二者关系就足够了。关于苏区政策根本变化的问题，还“需要仔细加以讨论”【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１９３７年２月５日。】。 但在放弃了苏维埃革命方针之后，中共中央并不认为这种政策的根本性变化还有仔细讨论的必要，而是认为关键是要争取时间尽快实现国内和平和团结御侮。因此，在苏维埃革命方针问题改变之后，一切形式上的问题都不再重要了。中国共产党方面最低限度的条件在西安事变前其实就确定了，即必须保存苏区和红军，当时因种种形式方面的束缚，人们事实上很难真正由此出发考虑问题，这时已经没有这种约束了。中共中央于２月９日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通电全文，并决定公开发表，昭示全国。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的公开发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不惜作出重大牺牲来换取国内和平统一，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共作出的四项保证，一方面满足了国民党近一年来为谋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所提出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则为切实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军队和政权，找到了最便利和适宜的形式。尽管在如何按照四项保证同国民党具体谈判解决两党关系问题上，还有许多斗争，但这一原则性的让步的确定，无疑打通了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的实际道路，成为国共两党以后实现合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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