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的“2012年世界史论坛----世界历史与世界现实”学术年会主题之一：“20世纪的世界历史学：重大学术争鸣”选题宏大深沉，令我多日思绪起伏。想中国思国际，20世纪国内外一切重大学术争鸣似乎大都源于“西方/欧洲中心论”这个自19世纪黑格尔“崛起西方、停滞东方和无史民族”之说定调之后形成的主流史学理论体系。
    整个20世纪，“西方/欧洲中心论”称霸世界历史学，享尽傲慢与风光，其偏见扭曲真实历史，滋生无数误导谬论，害人伤理多多，误国误民不浅。无怪西方史学大师汤因比晚年忏悔：“我是西方人，与西方命运休戚与共。我推崇西方文明而不忍视其衰颓。…近300年来，西方超越世界其它地区崛起，使西方人得以把人类历史完全归功于西方。我以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是主观臆想的典型：这种看法并非实事求是，乃至因扭曲了历史而使之不可思议。”[1]
    整个20世纪，国际学术界针对“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质疑如影相随，但势单力薄，人轻言微，直到世纪末才有逃出“西方/欧洲中心论”围城的史学大师骤然猛醒，反戈一击，分庭抗礼。发人深省的是：挑战者大都是“西方人”，而非被边缘化的非西方人。更为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世界史学者们不仅深陷围城而且由于冷战隔阂和冷战后的种种交往不畅（学术、资料、语言、途径和意识形态等）虽有想法但在国际学术界却集体失声，毫无发言权（时髦说叫“话语权”）！
    在21世纪初反思20世纪世界历史学的傲慢与偏见令人感慨万千啊！
    一、  崛起乎  中心乎
    其实，“西方/欧洲中心论”在西方亦并非一路凯歌。20世纪初的一场野蛮的世界大战让“西方文明”风光不再，弊端显尽，威望扫地。1918-22年残垣断壁中施本格勒《西方的衰落》[2]之文明质疑与反思，流露出西方悲观主义史学的哀叹。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西方大萧条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形成的鲜明对比以及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重创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大缩水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大发展促成的非殖民化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和大发展让“西方/欧洲中心论”在两极对峙的冷战世界中底气不足，令人生疑，难以立足。西方文明真的优秀，真的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吗？
    此时，悲观困惑中麦克尼尔1963推出的《西方的崛起》[3]犹如给西方社会劣势自卑心态的一剂强心剂和鸦片，带来虚幻快感，恢复自信振作精神，重塑了崛起的西方，在理论上先声夺人。接着，1974年沃勒斯坦的《近现代世界体系》[4]以“核心-边缘结构”完善了“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史学体系，使其系统化和合理化。更有甚者，1987年琼斯一部《欧洲奇迹》[5] 将其神圣化，独特化，神秘化并罩上“圣光”！
    然而，在西方，挑战接踵而至。1989年卢格赫德的《欧洲霸权之前》[6]发出质疑之声；1993年吉尔斯与弗兰克推出《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7] 发难“世界体系”；1996格兰出版《超越欧洲中心论》[8] 摈弃欧洲中心论；而1998弗兰克《东方新视野》[9]（中译本《白银资本》）则给欧洲中心论来了个釜底抽薪，进行了颠覆性全面清算。纵观诘问要点：欧洲之前中心何在（哪个帝国）？世界体系中心何在（ 欧洲还是东方（中国）），世界体系到底几个（只有一个还是前后或同时多个），时间几多（500年还是5000年），性质如何（资本主义还是其他主义或无主义），范围如何（欧美非还是全世界）？西方崛起原因何在（本事大还是运气好，凭本事还是搭便车（踩在亚洲巨人的肩膀上））？何谓“中心”何为“边缘”？国际学术界论战激烈，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可惜，我国世界史学者虽对此并非没有想法或未曾论及，但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在国际学术界却哑然失声，无力参战。
    二、中心乎  无中心
    笔者曾是“西方/ 欧洲中心论”城中人，笃信“西方崛起”，热衷“世界体系”，乃大师麦克尼尔和沃勒斯坦之铁杆粉丝。30多年教学科研大多致力宣传西方先进科技经济与民主政治。然而，
    久居城中厌倦生，
    逃出城来享清风，
    心胸开阔眼界变，
    疑惑忽至顿悟萌。
    未曾想到，笔者倒戈始于批驳“西方/欧洲中心论”杀手弗兰克！2000年笔者读其问鼎之作《东方新视野》（《白银资本》）后于2001年春致信弗兰克，斥其以“中国”中心挑战“欧洲中心”，不应冠1400-1800年世界经济以“亚洲时代”云云。弗兰克大师胸怀，认真写信回应，令晚生受益匪浅，后来二人当面和电子邮件的学术交流将笔者引入这场国际学术论战。（另附附件1：悼念弗兰克教授文章供参考）
    在长期教学科研中笔者在庄子“有待而然”[10]和恩格斯历史“合力”[11]思想的启迪下，形成了自己对全球史的“无中心整体研究”（A Noncentric and Holistic Approach to Global History）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全球失衡（Global Disequilibrium）理论，社会力学（Social Physics））方法，社会变革（Social Quake）和社会变革带（Socialquake Band）学说，力求作为“全球人（Glober）”通过无中心整体研究的方法与国际国内学界同行共同构建三维立体全球史（3-D Global History）。
    “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理论和方法是2002年笔者在美国教学科研时与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曼宁（Patrick Manning）、安德里亚（Alfred J. Andrea）、迈克尔德里（Andrea McElderry）和本特利（Jerry H.Bentley）等美国学者交流自己批判世界史教学科研中的“西方/欧洲中心论”观点的一篇论文过程中提出的，得到美国学者的热情关注和帮助并在以后的学术交流中得到格兰（Peter Gran）和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等学者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可以说这个方法理论：成于中国而立于美国，是国际学术交流的结晶。该论文先后7稿。2002年12月4日在美国波士顿“世界历史中心”报告之后，经弗兰克通过电子邮件将英文论文介绍给他的老友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笔者回国后收到张先生的英文电子邮件邀请参加2003年北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12月的北大会议上第一次在国内介绍了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理论和方法。（另附附件2：该论文中文本供参考）
    接着，经过进一步讨论修改之后，该文成为2008年美国普雷斯顿出版的曼宁教授主编《全球史的全球实践》[12]一书的第五章“在南开讲授近现代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是这部介绍21世纪初全球各大洲近10个国家或地区全球史教学科研主要方法理论集大成之作中代表中国的一章。（另附该书网址和该章中（附件3）英（附件4）文本供参考）
    2011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萨克森米勒《全球史诸全球视角：同一世界之不同理论与方法》[13]一书中引用并评价了笔者的观点。该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曾通过电子邮件与笔者联系，询问和讨论了中国“世界史”教学研究的一些问题。这本书分三章全面介绍并评价了德国、美国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2012年4月“亚洲全球史学会”在首尔举办的第二次全体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为该书作者组织了一个讨论这部书的专题研讨会，笔者最初被邀请作为其中国评议人参加，但因笔者在会上还有两个报告，且时间上亦有冲突而未能出席该讨论会。但会下与作者的交流感到，他对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和潜力相当肯定，认为中国应当在国际史学界有更多的声音。（另附该书网址供参考）
    2012年9月在英国牛津和美国出版的诺斯罗普主编《全球史导论》[14]是全世界30多位全球史学者一次空前的全面国际合作，从多层面对当今全球史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全方位考量。笔者作为该书唯一应邀中国大陆学者撰写了第27章“中国之世界”，介绍了中国“世界史”的过去与现状并阐明了自己“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另附该书网址和该章英文本（附件5）供参考）
    此间，2011年7月，由美国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协办的“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北京 2011）”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其两个大会主题是： “世界历史上的中国”和 “中心-边缘视角中的世界史” 。笔者在会上提交并报告了论文：“ ‘中心-边缘结构’批判：无中心整体研究全球史中的中国”， 将两个主题并为一个，以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被边缘化的中国为例，批判“西方/欧洲中心论”，力求还全球史及全球史中的中国史本来面目。（另附附件6：该论文全文供参考）
    在该论文摘要中，笔者写道： “中国历史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中国国界内的历史。相反，从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的视角看，中国史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史中各个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部分合力的待然演进。然而，不少心存优越感或自卑感的中外史学家们要么从中国中心论要么从欧洲/西方中心论来编撰、理解或描述中国史。结果，在误导的全球史”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国不是被当成中心，就是被边缘化。笔者以全球人的身份认为： ‘中心-边缘结构’视角源于狭隘的自我中心论及其派生的文明或民族主义优越感和自卑感，因非实事求是乃主观偏见，故而不能清晰客观地反映中国史和全球史。笔者以为：与民族/国家史不同，全球史是对全球史演进的价值理解、解释和描述因而只能基于全球人而非某个民族/国家的立场，这对全球史学家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简单说，笔者认为： “西方/欧洲中心论”是狭隘的简单僵化思维模式，应借鉴混沌论、博弈论、模糊学、《易经》、整体论、物理学、化学、生态学等的待然性合力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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