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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人自我中心，有些自恋。一个种族/民族、民族国家或文明也是如此，即文明/文化自恋。或许，这就是人们一直从不同中心论视角理解、解释、讲授或撰写全球史的原因之一。自我中心自然扩展为种族、民族、国家或文明/文化中心的视角。 “西方/欧洲中心论”在客观上是地域和时代局限导致的狭隘的时空局限性所致；主观上乃放大优越感和自卑感与自卑到自傲转换的自我放大所致。其结果是：政治上凸显统治欲，扩张欲和霸权主义；文化上推崇种族主义和文化优劣论；经济上鼓吹“先进”经济扩张剥夺合理；军事上激励征服欲和扩张主义；宗教上宣传基督教统治的救世与普适；意识形态上坚持资本主义优越和普适。 笔者认为：研究整体，中心论毫无意义，因为正是整体内功能各异的各部分之间的依存、互动、待然与合然决定整体及各部分的发展变化。全球史“场”中各种社会力的合力造成了待然改变全球史的全球失衡并决定整体和各国/部分历史。 众所周知，在全球史上，“欧洲/西方中心论”姗姗迟来，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实际上，中心论是新生民族国家中一些“大国”争夺区域和世界霸权的产物。笔者认为：正是所谓的“民族主义”阻碍全球史学者对全球史形成全球人的视野，因为民族史和全球史学者们一直受命论证全球史上其“民族”的优越感和优势，只要看看“西方崛起”[15]、“欧洲奇迹”[16]、沃勒斯坦近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17]、“富国穷国”[18]、“文明冲突”[19]、“大分流”[20]以及眼下全球危机和全球失衡中的“中国崛起”和“中国奇迹”等等就不难理解了。 “欧洲/西方中心论”傲慢如此偏见自生！现当代历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和偏好乃至偏颇就是过分关注和放大“强者”，无论该“强者”是个人、部族、王国、帝国、宗教或文明，这个强势个体似乎理所当然地具有欺压弱者、扩张、为所欲为的正当权利和权力，特别是当这些 “强者”自己给自己或被贴上 “文明”、“进步”、“先进”和“优秀”等标签和光环之后，更是在“领导”、“统一”、“文明”、“现代化”等正当合理的名义下成为理所当然向边缘传播先进文明的“中心”，而广大弱势者则被视为边缘、落后、野蛮、愚昧而被边缘化，被忽视，被野蛮化，被妖魔化，被批判，被嘲弄，被蔑视，被剥削、被奴役、被摧毁，被占领，被吞并，被统治和被开化，故而需要“被怜悯”、“被救赎”、“被领导”、“被统一”、“被传播先进文明”、“被现代化”。无怪，“历史学”有“胜利者的宣传”之恶名，成了赢家通吃，输家出局的零和博弈赌场。这种突出，推崇，放大“强者”的情况不仅流行当今各 “西方中心论”主导的强势民族“世界史”，也不鲜见于“西方中心论”影响下自卑心态自我边缘化的弱势民族“世界史”。全球人的全球史不应当这样，应当进行社会力学分析，把作为不同功能体的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互动和彼此对整体发展的贡献都中肯地展现出来。 三、全球人 全球史 全球史是全球人（glober）共同的历史，套用林肯名言，乃：全球人共有、共创、共享的三维全球史（a 3-D global history of the glober, by the glober and for the glober），因而只有站在全球人立场（glober identity）才能书写客观全面的全球史。 全球人（glober）生而不平等，伴随着与生俱来的各种差异，在不同范围内发挥不同的功能，形成各自的社会分工。根据社会史和社会力学理论，作为全球人，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时空内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1]发挥功能，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作为独立的功能体（functor）也是如此。 作为全球史学者，笔者主张抛弃中心论、超越民族主义、摈弃优越感并摆脱自卑感，对全球人的三维全球史进行无中心整体研究。当然，这并不容易做到。汤因比指出：“历史学家可能不会意识到他的最根本的偏见。…如果历史学家是诚实的、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并且很擅长反省艺术和心理分析，那末他肯定将尽最大努力去撰写一部没有偏见的历史；但即使如此，我相信，他的成功最多只能是局部的。”[22] 所以，我们只有体悟到各个民族共有、共创和共享全球史并摆脱种族、社会制度、民族自卑感和优越感才能从整体观点认识全球史。人是有民族性和阶级性的，但这些不应当妨碍全球史学者采取“全球人”的超然观点科学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因为，科学应当超然！ 在与国际学者交流中，笔者深感缺乏真正“国际”或“全球”“全球/世界史”学术组织的缺憾，与不少积极进行国际交流的学者产生共鸣。经曼宁教授等学者和笔者的共同努力，笔者邀请美国、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全球史学者于2008年5月4日在南开大学创建了“亚洲全球史学会”（Asian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ians, AAWH）。接着，笔者又于2008年7月2日出席了在德国德累斯顿召开的“世界全球史学会”（NOGWHISTO, Network of Global and World History Organizations）成立会议并当选8名筹委会委员之一，该组织将“亚洲全球史学会”、“美国世界史学会”、“欧洲全球史学会”和将要成立的非洲（后于2009年成立）和拉丁美洲全球史学会和全球各个相关学术组织整合，形成全球学术联系。2010年8月，“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XX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CISH）”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笔者作为这两个组织的常务理事出席了大会。大会正式接纳“世界全球史学会”并委托其负责筹备2015年在中国山东济南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为这两个国际学术组织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笔者一直担任这两个组织的常务理事（2008--），让全球史学界有了中国声音。（附件中提供上述国际学术组织的网络连接） 全球人的3-D全球史绝非任何人一己之力所能胜任，需全球的全球史学者和其他学者通力合作方可成其大业。目前，“亚洲全球史学会”和“世界全球史学会”正致力于调研交流全球各地各国全球史教学科研现状，通过各种方式建立全球学术联系，为全球人的全球史奠定坚实基础。 注释： [1] 阿诺德·J ·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阿诺德·J ·汤因比与G.R.·厄本的对话》（Arnold J. Toynbee, Toynbee on Toynbe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rnold J. Toynbee and G. R. Urban），纽约1974年版，第34-35页。 [2] Oswald 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 [3]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3。 [4]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New York: 197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纽约1974年版。 [5] E L 琼斯：《欧洲奇迹：欧亚历史上的环境、经济与地缘政治》（E.L.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纽约1987年版。 [6] 珍妮特·阿布-卢格赫德：《欧洲称霸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纽约1989年版。 [7]吉尔斯和弗兰克：《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B. K. Gills and Frank eds.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8]彼得·格兰：《超越欧洲中心论：现代世界史新论》（Peter Gran , Beyond Eurocentrism: A New View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纽约1996年版。 [9]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东方新视野：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伦敦1998年版。 [10] 《庄子内篇》。 [11]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1995年版， 第697页。 [12]帕·曼宁：《全球史的全球实践》（Global Practice in World History, P. Manning ed., Princeton: 2008.），普林斯顿，2008年版。 [13] 多米尼克·萨克森米勒的《全球史诸全球视角：同一世界之不同理论与方法》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2011. [14] 道格拉斯·诺斯罗普主编《全球史导论》（Douglas Northrop Edited， 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Blackwell, Oxford: UK, 2012）牛津2012年版。。 [15]威廉·H·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McNeill, William H., The Rise of the West），芝加哥1963年版。 [16] E L 琼斯：《欧洲奇迹：欧亚历史上的环境、经济与地缘政治》（E.L.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纽约1987年版， [1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现代世界体系： 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 Century），第1卷，纽约1974年版。 [18]戴维·S. 兰德斯：《富国穷国》（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美国1998年版。 [19]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纽约1996年版。 [20] 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New Jersey: 2000.）。新泽西2000年版。 [2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1995年版，第766页。 [22] 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第17-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