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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西藏人权”提案在联大获得通过 为了使达赖藏独集团提出的“西藏人权”问题提案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过，美国在幕后积极运作。 首先，美国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希望蒋介石发表声明，支持达赖喇嘛对西藏实行“民族自决”的统治[5]754。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森（Roberson）向台湾当局提出“如果国民党政府声明放弃对西藏的宗主地位，承认它的独立，将对西藏是一个很大的帮助”[5]Documents, 759。但是，早在1959年3月26日，蒋介石就曾发表过声明，声称“只有在国民党收复大陆后，他才能按照自决原则帮助西藏人民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在国民党政府的宪法中，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在目前情况下，修改宪法需要立法院中至少2／3以上成员的赞成，现居台湾的两个组织几乎不能超过所需数目的半数”，因此，“为现行目的修改宪法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这样做”，而且，“任何组织都不会承担放弃中国领土的责任”[5]Documents, 759, 794－794。4月29日，台湾当局再次向美国重申，“关于西藏人民自决问题，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声明将与3月26日蒋介石总统所作出的声明保持一致”。如果达赖喇嘛宣布成立西藏政府，“台湾国民党政府只能声明以下立场：1.根据中国宪法第120条，为西藏自治政府提供保证，承认达赖政府（流亡政府--引者按）是西藏政府的代表；2.宣布国民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帮助西藏人民取得自决的目标；3.支持西藏人民反对共产党、争取宗教和文化自由的斗争；4.由于西藏独立问题涉及改变中国的疆界，改变宪法，目前有困难，因而不能那样做。”[5]Documents, 760 “没有哪个团体愿意承担放弃中国领土的责任。”台湾当局还要求美国政府：“如果发表任何承认达赖喇嘛所建立的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的声明，不应与台湾政府有太大出入。”[5]Documents, 760－761 台湾当局的态度，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支持“西藏独立”的政策不能走得太远。 其次，美国试图使印度参加美国支持“西藏独立”、脱离中国的行动。1959年5月，美国驻印大使针对达赖决定向联合国递交呼吁书一事同印度外交部长达特（Dutt）会晤，以探索印度的态度。达特的回答是：1.由于共产党中国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印度认为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是不恰当的；2.现在不会有一个国家由于西藏问题而同中国作战，所以在讨论中不会出现有力的措施和严厉的谴责；3.关于人权渠道，联合国可能予以承认，但这也依赖事实。达特的回答使美国确认“印度还没有达到我们（指美国--引者按）所希望的地步”[5]Documents, 768。如果现在美国公开承认西藏独立，美国会被视为达赖喇嘛“藏独”势力的保护者，这不仅使美国遇到麻烦，而且会使印度等亚洲国家将西藏问题与冷战联系起来，并以此为由从西藏事务中脱身[5]Documents, 780。 再次，寻找“西藏独立”的法律依据。1959年5月，美国国务院及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了西藏的法律地位问题。美国资深的国际法专家马丁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会上，美国远东事务助理罗伯逊和马丁一致认为“虽然翻遍了有关的资料”，但是在“近几个世纪中，西藏没有完全独立的事实，也找不到能使西藏独立的法律条文”。因此，如果美国承认达赖喇嘛流亡政府为独立国家，不仅没有法律根据，而且也不会有很多国家追随美国。特别是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只会使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更加“依赖于美国的政治支持”，其结果“必定会损害达赖作为亚洲受人尊重的宗教领袖地位，并且将妨碍他代表西藏人民进行活动”[5]Documents, 780。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一致认为，在西藏向联合国的提案中重点强调“中国侵犯西藏的人权”[5]Documents, 744。会后，美国向达赖喇嘛说明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将努力安排达赖喇嘛访问亚洲友好国家，以便能在联大讨论之前作好必要的工作[5]777。 最后，经过美国的幕后运作，终使“西藏人权”提案在联大获得通过。1959年9月4日，达赖向国际社会最高机构联合国发出呼吁书，声称“提案在控告解放军入侵西藏的同时，中国在西藏违反人权，压制基本自由，实行大屠杀等行动，并要求联合国支持西藏独立”[5]777。美国在幕后紧密配合，国务卿赫特（Heter）向美国驻联合国特使劳埃德（Lioyd）和美国驻联合国官员库夫（Couve）部署国务院旨意：“让爱尔兰外长艾肯（Aiken）、马来亚联邦及菲律宾代表提出类似谴责中国的提案，这一提案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上，而不是独立。”③ 在美国的推动下，9月28日，马来亚联邦和爱尔兰代表致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要求把西藏问题列入第14届联大正式议程。10月9日，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将西藏提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事日程。为了使议案在联合国大会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策动一些舆论宣传进行策应。1959年10月8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西藏独立”的狂热鼓吹者小罗威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 Jr）（曾与其父于1949年亲赴西藏）出版了《西藏的无声之战》一书，书中蓄意歪曲历史，污蔑中国共产党侵略西藏，对西藏独立十分同情。10月12日，美国的《国际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亚洲的离奇战场》的文章，并附有六幅据称是由“西藏流亡者”拍摄的照片，描绘中国人是如何“入侵西藏”的。事实上，这些照片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本土科罗拉多州的哈尔营训练藏藏独特工时拍摄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亲自打电话要求《国际生活》的主编刊载[8]124－125。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还特意安排前国务院法律顾问厄内斯特·格劳斯（Ernest Gross）作为西藏代表团的法律顾问（经验丰富的格劳斯是一位非常内行的说客），在他的帮助下，“西藏问题”一改往日备受冷落的局面，开始引起各方关注。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谴责中国的“西藏人权”提案[9]69。 四、“民族自决”提案的提出及其在联合国的通过 如上所述，因为“西藏独立”问题找不到合适的法律根据，美国便决定以承认“西藏自决权”的手段来达到帮助达赖藏独集团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1959年10月29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向达赖喇嘛通报了美国支持西藏“民族自决”的立场。11月25日，国务卿赫特（Herter）致函达赖喇嘛正式表明了美国的立场：“美国认为尽管在历史上西藏是宗主国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域，但美国人民认为支持西藏人民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5]Documents, 809 1960年2月29日，美国国务院公开宣布美国支持西藏“民族自决”政策。这时美国在幕后积极推动其盟国和与之友好国家支持这一提案[5]Documents, 809。 为了赶在1961年联合国大会之前寻找中国对西藏犯有所谓“罪名”的“证据”，由中央情报局创建并资助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49年创建）早在1959年就针对中国在西藏的制度作了所谓的“调查”。这时他们再次雇佣一批“法律专家”成立所谓“西藏问题的法律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自称是“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所谓能够“没有任何偏见”的调查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事件。该委员会编辑了所谓的“调查报告”，其名称为《西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于1960年7月在日内瓦出版。该“报告书”在1961年联合国大会召开前被分发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各国代表和法律界人士。这份长达345页“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指责中国进行种族灭绝；第二部分，指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第三部分，污蔑西藏在1912-1950年（和平解放的“17条协议”签订之前）间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第四部分，指责中共违反了“17条协定”。后面的附录总计15篇文献中，8份是达赖喇嘛和分裂分子夏格巴发表的声明；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的《西姆拉条约》等文件；中国方面的文件仅有两份，即毛泽东致电中国驻印度大使及回函。这样的一份调查报告，竟被联合国作为指责共产党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依据及西藏目前基本状况的基础而列入1961年联大关于“西藏问题”的最终报告[9]69。在这份报告书的扉页上赫然印着达赖喇嘛的所谓“至理名言”：“在西藏中心拉萨，教俗统治机构将同时无一例外地将被限定范围，财产被充公，自己也不得不充当自己敌人的奴仆或在乡村像乞丐一样地游荡乞讨，所有的生灵都陷入苦难与恐怖中。”这无疑是一篇政教合一的奴隶主阶级肆意歪曲民主改革，以维护其旧的反动农奴制的自白。同时，也竭尽其能对西藏人民及国际上不明真相的人进行哄骗，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意诋毁。“委员会”自诩为要“客观公正”地调查，实际是为反共、反华、为西藏分裂势力制造借口，以推动联合国通过西藏“民族自决”的提案。 在第16届联合国大会上，马来亚联邦、泰国再次建议将“西藏问题”列入议事日程。9月25日，联合国大会进行投票表决，以48票赞成、14票反对、35票弃权通过决议，决定将议案置于联大议事日程，于12月19日至20日进行讨论。12月12日，萨尔瓦多、马来亚、爱尔兰和泰国在美国授意下提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联合草案。这份草案除了重申1960年马来亚联邦、泰国和爱尔兰提出草案内容外，又加进“承认西藏民族自决权利”一款。一时，在联合国大会上刮起一股反华逆流。支持上述国家草案的国际代表指责中国，诬称自1959年联大通过的“尊重西藏基本人权”的决议以来，藏人受到压抑情况根本没有得到改变。同时列举出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指派的法律咨询文化院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其中有16项侵犯西藏人权、违反国际人权宣言的行为，又列举在12月4日通过的授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款项，指出如果联合国大会不能有效地处理西藏问题，那么联合国将不能保证以后处理涉及其他相关的殖民主义、自决权和基本人权问题时拥有权威性。这次通过的决议与1959年通过的决议相比，有很大不同。它除了对“西藏人权”问题表示严重关注外，还把“西藏问题”列入自决权范围。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执行1958年确立的既定目标：“使西藏从中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0]Documents, No. 340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战争爆发。美国对此反应十分迅速，即刻写信给尼赫鲁，表明美国对待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您的同情是真心实意的，您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的忍耐和容忍的程度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您把大多数地区领导人极力主张而又很难进行的事情付诸实践。”[11]54 10月26日，肯尼迪授权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思，正式对麦克马洪线的归属问题表明美国的立场：“一条传统的、基本上被接受的国际边界，美国完全支持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10]Documents, No. 181 此后，美印开始联手进行西藏准军事活动合作计划以及对木斯塘地区的援助活动。两国的合作首先在情报部门展开。其实从1959年以来，印度为了收集西藏内部的中国情报已在中印边境建立了多个据点并训练人员。1962年12月，印度情报局局长穆立克实施“察克拉塔计划”（Chakrata Project）。依据该计划，这些藏人将被组建为“特别边境部队”（Special Frontier Force，缩写为：SFF），用于收集中国情报和其他准军事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极力配合印度情报局的“察克拉塔计划”。除了为“特别边境部队”提供辅助性训练、跳伞技术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派出由106人组成的特种部队（U. S. Army Special Force）为其提供“秘密的”游击战术和非常规战术训练。同时，美、印两国情报局还将受训的藏人间谍派往西藏和中印边境实施侦察活动。他们通过跳伞进入西藏内部建立了20个情报站，其任务是侦察中国军队的集结动向；安装传感器，用于侦察中国核试验及导弹试验；截取中国军事通讯的信息。1963年1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印度情报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联合行动机构，即“特别中心”（Special Center），其主要职能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国西藏渗透间谍。1964年春，在美国接受训练的135名藏人间谍从美国黑尔营基地返回印度。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西藏及边境地区，用美国提供的无线电电台收集并发送中国西藏的社会、政治、军事情报。1964年初冬，美印合作象征的“联合行动中心”（Combined Operations Center）在新德里成立。该中心负责指挥在黑尔营训练的藏人和木斯塘游击武装。应当说，这一时期美国仍实施遏制中国的战略，因此希望通过对流亡国外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来保住这一可用来牵制、遏制中国的“基地力量”。对达赖木斯塘游击武装力量的援助可谓耗资巨大，涉及政治宣传、经济资助、武器装备、军事培训、通讯设施等各个方面，并且还积极拉拢合作伙伴共同支援西藏分裂势力，以及积极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以遏制中国。 1965年11月29日，土登诺布在联大讨论西藏问题前，拜会了美国国会议员欧·哈拉和戈登堡。土登诺布向美国提出两个请求：一是支持在联合国讨论西藏独立的目的；二是敦促印度不要只是从“人权”方面支持西藏问题，也应该积极从政治方面给予支持。戈登堡说美国正在从“人权”和“政治”两个方面仔细考虑“西藏人民”的请求，并准备积极地予以支持。他提示土登诺布，应该注意亚非拉国家的态度。“非洲国家只专注于本大陆上的事物，他们避免站在与共产党中国直接对立的立场。亚洲国家尤其是以佛教为中心国家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印度是至关重要的，它在亚非拉国家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它与西藏是临近的国家，并拥有对西藏事务权威的见解。”土登诺布将草案内容请戈登堡过目，并解释说“这是在新德里起草并得到印度政府同意的，但还没有同菲律宾及其他的支持国家协商，美国的帮助不能太暴露，否则对增加支持有害，因为这会导致一些人相信西藏提案是美国鼓动为它的冷战战略服务的”。美国代表的电报指示，对“西藏问题”应努力在联大对其表现出冷淡的意向，隐藏“真实意图”。但告之美国代表可私下拓宽与西欧、非洲代表的接触，还包括约旦和伊朗的代表[7]Documents, No. 33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