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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5年第20届联大讨论“西藏问题”时，印度放弃过去的弃权立场，积极支持联合国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并对中国进行恶毒攻击，还引用一些所谓的“事实”，攻击中国的西藏政策。印度政府的立场对联合国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联合国大会最后以43票赞成、26票反对、22票弃权第三次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不过这个决议只是重申了1959年和1961年的决议：呼吁尊重人权及西藏应享有自决的权利。 在美国的操纵和鼓动下，联合国大会在1959年、1961年和1965年三次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是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反共反华战略的产物。这三个决议发表以后，所谓“西藏地位问题”、西藏“高度自治”和西藏“民族自决”等问题扩大到联合国范围，使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为所谓“国际化”的问题，这对后来“西藏问题”走向国际化的进程提供了平台和所谓的法律依据。 此后，达赖喇嘛频频出访亚洲一些国家，会见各国政要，成为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人物之一，它在亚洲一些国家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些国家的领袖。他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成功地引导了国际社会对藏独问题的瞩目。达赖喇嘛利用冷战的国际背景，迎合西方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心理，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恶毒攻击，对社会主义的新西藏予以全面否认，多年在国际上“化缘”，请求亚洲一些小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谋求国际舆论对“西藏独立”的同情和支持，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美国为了支持达赖的藏独活动而开展了西藏政治行动。美国设立了藏人政治和宣传活动的资金。这些资金除了援助西藏藏独势力的准军事行动外，还资助达赖集团的政治宣传和情报活动。这些行动通过支持达赖和流亡藏人主张建立一个自治的概念来诋毁中国国际声誉。利用达赖喇嘛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形象，有效地提醒世界关注中国给其向其邻居和其他少数国家带来的威胁。这些宣传行动的目的是为扩大世界对藏人的了解和同情。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央情报局将努力培养一个藏人实体，利用它反对中国。同时，美国还继续为达赖集团培养行政专业人员。他们中的一些毕业学员在印度的西藏署（Tibetan Bureau）工作，在印度流亡政府管理达赖的事务。另一些则在新德里的文化中心作为藏学研究者，以吸引众多旅游者。西藏署还出版向世界发行英文报纸，进行“藏独”宣传。 1968年年初，美国303委员会④ 进一步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西藏行动做总结。鉴于美国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由于美苏激烈对抗，中苏矛盾加剧，美国才开始考虑松动包括西藏问题在内的中美关系，于是开始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支持西藏独立的各个渠道的秘密活动也随之有所削弱。但是需要提及的是美国对中国的缓和并没有以牺牲西藏为代价。 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也没有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别有用心地炮制“西藏自决论”，无非是想借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利”之名，向中国西藏地区输出美国的人权观、民主观，甚至社会制度，达到遏制中国和分裂、弱化中国之目的。从1951年至1968年间，美国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美国并不是真正关心西藏的“独立事业”和“人权问题”，这些只不过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的棋子。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奉行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既想利用“藏独”问题进行反共反华；另一方面，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根据局部利益与形势发展的变化而对西藏政策做出相应调整。而美国本国的国家利益显然要高于其他一切利益，而达赖藏独集团则成了这种政策调整下的御用工具。 注释： ① 孜本·夏格巴：噶厦政府主管全藏财政、人事、俗官训练的要员，曾留学英国。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前任“西藏亲善使团”团长，蓄谋去美国、印度和尼泊尔等国活动，请求他们出面干涉、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他一直住在印度纽伦堡与其他西藏分裂势力秘密勾结，来往于美国之间，大搞“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 ② 该宪法在1963年由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正式颁布为“西藏国宪法”（1991年修改后公布为所谓“流亡藏人宪法”），规定：“达赖任国家首脑”，“达赖喇嘛可以直接通过下届官员发布命令”，可“指令大臣”、“颁授勋章和爵位”，“噶厦会议”在达赖喇嘛领导下负责政府事务，首席噶伦和诸噶伦、“人民会议”会长、副会长、大法官就职前均要向达赖喇嘛“宣誓”，“君臣会议由达赖喇嘛主持”，“达赖喇嘛可以更换包括首席噶伦在内的全体噶伦”等等。“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噶厦（内阁），负责就内部的各种问题制定各项政策。“流亡政府”的内部分工也很细致，设有“内政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安全部”7个部。总之，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建立了一个组织健全、分工缜密、功能完善的西藏“流亡政府”，成为流亡境外几十年来进行“西藏独立”运动的大本营。 ③ 菲律宾后来没有向联大提出此议案。美国所以认为它会向联合国提出西藏议案，是因为联合通讯社7月29日报道菲律宾大使德尔格都（Delgado）声明，菲律宾赴联合国使团认为西藏问题值得联合国大会讨论，并且它正在与其他代表团商量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随之而来美调查表明，这一报道是错误的，德尔格都大使只是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及西藏有可能作为第14届联大会议的一项主题。 ④ 303委员会是美国负责审查和批准由中央情报局发起的各项隐蔽行动计划的秘密组织。美国对“藏独”势力的援助政策也是通过303委员会来评估和讨论的。这些援助计划最后由总统作最后批准后方可执行。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个委员会称“5412委员会”（或称特别行动小组）；在约翰逊执政期间，该委员会因设在政府办公大楼303房间而被称为“303委员会”。其审查批准的计划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最后审批，该成员一般由总统指派的代表、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成员组成，同时也根据其审批的行动而增加或改变相应成员。 【参考文献】 [1]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FRUS）， 1951, VII, China Area, The Charge in India （Steer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Z].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2]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the Eagle' Chinese, Britches, America Relation, （1949－1958）[M]. Kent Ohio 1994. [3]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XIV, China,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Z].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4] 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CIA and Pentagon Cover Operation since W·W Ⅱ[M].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86. [5]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Vol. XIX, China, Tibet, Memorandum from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Dillon to President Eisenhower[Z].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6] Knaus, John Kenneth.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ibet Struggle for Survival[M]. New York: Public Press, 1999. [7]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64-1968, Vol. XXX, Tibet, Memorandum for the 303 Committee [Z].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8] Kenneth Conboy &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M].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April 2002. [9] Year Book of Unite Nation of 1959,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EB/OL]. http://domino, un. org/unispal. nsf, 2007－12－16. [10]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61-1963, XXII, China, No. 79, Memorandum From the Ambassador to India （Galbraith）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Affairs[EB/OL]. http://www. state. gov/www/about-state/history/frusXXII/051 to 100. html, 2007－12－16. [11] Janes S Wilson.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and India, Harold. A. Gould and Stumit·Ganguly（eds.）[A]. The Hope and the Reality: U S－Indian Relations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 [M].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199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