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与“白”作为两个代表不同颜色的普通汉字，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原无特殊性的政治内涵，然而，在中国现代史上，由于世界革命的影响而赋予其以浓烈的政治意蕴。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党史、政治史等方面的宣传和学习教育而使其成为先进势力与反动势力，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的代名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事实上，“赤”与“白”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不同阶段，其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都有不同变化，其起止并不同中国现代史相始终。
    一
    五四时期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进时期，曾受到来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俄的直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之大，可以从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集中反映出来。自此，“赤”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一种信仰、一种革命形式的标准色彩而日渐为中国人所了解、向往和追求。
    当然，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小的，尤其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军阀割据、社会动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或胜利，故而继续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仍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但是，五四时期的国人，即使是革命的先驱如孙中山等，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革命的任务、动力和对象等问题，都正处于一个迷茫，痛苦的探索过程之中，北洋军阀之真面目尚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认识，于是在五四时期便出现了各种学说的引进和各种思潮的兴起。也正是由于如此的社会环境，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华迅速传播，也同样因为如此，决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体思想而为大多数革命者所接受。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这一转型期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变革的声浪远远超过变革的行动，一切同非理想的斗争总体上停留在理论层面。
    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差异、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便决定了此时期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不会成为中国社会所争论和必须予以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以“赤”与“白”便达到了和谐的统一，二者的不同也仅仅停留在政治理论上，仅仅是表明一种政治理论或概念的技术性术语。因之，五四运动时，中国便有“政治革命是白革命，社会革命是赤革命”的说法。李大钊在《灰色的中国》一文中曾指出，由于辛亥革命之后军阀的肆虐，政客的横行，已经把属于白色革命--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弄成灰色了”他呼吁国人，不要让军阀政客把以后的中国“弄成黑色”[1]。
    这种“赤”与“白”的和谐，不仅仅直接来源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性，而且还同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一贯思想相衔接。1905年孙中山便提出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2]； 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说中进一步阐释了他这一理论。他讲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1912年4月孙中山在上海同盟会机关的演说中又讲道：“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民权主义，为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民生主义，则抵抗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主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前二者，吾同志既已洒几许热血而获今日之成功，则今后更宜极其心思，尽其能力，以达最后之目的。”[4]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 孙中山虽历经挫折，但他不仅从未因之而放弃其“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主张，而且更加努力促其实现。孙中山作为旧民主革命时代的伟大领袖，其政治影响力之深邃，自不待言。
    正是由于五四时期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政治革命远未完成，社会革命仅只初露端倪，“赤”与“白”的分野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上，加之孙中山先生革命理论及主张的影响，使得在欧洲本应是相互对立的“赤”与“白”，在以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主要革命内容的中国，却分别成为革命的主动力和革命新方向的代表而达到和谐的统一。
    所以，“赤”与“白”在政治上的分野自中国现代史一开始便出现，并色彩分明地带有不同的政治含义，但在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背景下，它们之间却并没有出现如当时欧洲（主要是苏俄）那种激烈尖锐的政治对抗。
    二
    1924年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直接帮助努力下促成的，这种革命新局面出现的理论根源，来自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但它不仅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而且是反封建的革命，因而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斗争必须和苏俄及国际工运建立最亲密的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如此，先前“赤”与“白”的概念发生变化。革命的国民党，由于其奉行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洋军阀看来已经赤化。所以“国民军赤化，广东政府赤化，徐谦、邵飘萍赤化，唐生智蒋梦麟亦被指为赤化”，他们将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并称“南北二赤”，声言要“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期施行全国之刷新”[5]； 革命势力北伐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唐继尧等更发布联合讨赤通电，希图各方合作，“力挽狂澜，驱除赤祸”。
    自然，破坏和镇压国民革命运动的大小军阀和封建买办，便成为反革命的“白党”。
    但是，这种总体上的变化，并未中止统一战线内部理论上的论争和认识上的分歧。
    毋庸讳言，孙中山虽然赞同国共合作，力倡效法苏俄，但他的革命理论并未因之发生质的变化。他希图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他三民主义理论的补充，并将马克思主义包容在他的三民主义之中。1924年8月， 孙中山讲道：“现在一般青年学者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讲到社会主义，便主张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不知中国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我们主张解决民主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用；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方法。”[6]
    尽管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孙中山先生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缺点乃至谬误，但他始终将他革命的最终目的放在效法苏俄，造成象俄国那样的好国家，新世界。正因为如此，使得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成为革命的组织，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但是，孙中山逝世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在统一战线内部便出现了“赤化”和“青白化”之争。这种斗争首先最突出地表现在“戴季陶主义”及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之中，随之“赤”或“赤化”在国民党内开始成为一个“危险”或“歧途”的代名词而为人所注目。
    为此，1926年元旦，李大钊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一文中明确提出：“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7]
    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之后，瞿秋白又以《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为题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及中国赤化的前途和意义，批判了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封建买办反对“赤化”的丑恶行径，驳斥了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对国民革命的责难和诽谤，严正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社会革命不可分隔的一部分，这一革命运动的“切近的目的是在推翻种种变相的封建制度宗法社会，打倒外国的资产阶级而解放资产阶级的本国。所以现时的赤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就简直等于国民革命的意义。”他还明确指出，“如果恐惧赤化而反对赤化，便是要保持列强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各国平民的统治，要拥护弱小民族内的军阀以及其它种种帝国主义工具的统治。”他认为，冯自由、林森、邹鲁等国民党极右派及章太炎等反赤流氓，已经成为反对赤化，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白党。
    所以，国民革命时期，自总体上以是否从事和反对国民革命运动将国民革命势力和北洋军阀划分为“赤”与“白”，在统一战线内部，又以是否坚持统一战线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来区别二者的归属。
    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于4 月20日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
    1927年5月底， 瞿秋白更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两年中从赤化变成非赤--黄色，从黄色又变成白党”；蒋介石、李济深、夏斗寅等，口说是“反共产以救中国”实际是为着保护自己阶级的私利，保护土豪劣绅的政权，保护帝国主义的特权，而“反共产以消灭革命”罢了，“他们是为着卖国卖民而破裂联合战线的！”[9]
    在此前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一面攻击蒋介石，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国民革命的领袖；一面不断向右转，积极准备和屠杀共产党人，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使国民革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揭露了汪精卫等反对革命，背弃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声明退出武汉国民政府，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斗争。7月14日， 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声明》：“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10]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统一战线形式下的国民革命彻底失败。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反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继之召开的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会议发表的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国民政府已经“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汪精卫等资产阶级政治家，已经背叛了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大多数已经背叛了孙中山的主义和国民党，“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11]。
    1927年9月19日，中共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 决定放弃使用国民党旗帜。1927年秋天以后陆续举行的湘鄂赣粤闽桂豫陕等省的秋收起义及广州起义，便弃却国民党的旗帜，打出共产党的红旗。1928年元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中指出：“国民党以国民革命的名义，以‘救党护党’的名义，残杀工农群众，使全中国变成白色恐怖的世界，青天白日已经是白色恐怖的象征！”[12]自此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统治的斗争进入了新时期，“赤”与“白”的斗争也随之日趋激烈尖锐。以“赤”与“白”为标志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在这近十年间，我们称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为白色恐怖，称国民党统治区为“白色区域”或“白区”，称国民党军队为“白军”或“白匪军”；与之相对应，称我们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为“红色恐怖”，称根据地为红色区域或“红区”，我们的军队称“红军”，两种势力交界的地域称“红白交界区”，称蒋介石的所谓“三民主义是白色恐怖的旗帜”[13]。相反，国民党则称中国共产党为“赤党”，称红军为“赤匪”等。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讲的，以具有政治上的矛盾，以及斗争为标志的“赤”与“白”，在这一时期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
    由于中日矛盾日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种“赤”与“白”的斗争是暂趋沉寂。1937年2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政治权力，召集各方代表会议，完成抗日准备，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和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委会之指导，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地土地之政策等四项保证。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1日， 会议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提出了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即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14]。如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以“赤”与“白”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的大规模的、长期的斗争的暂时结束，也标志着国共合作局面的初步形成。
    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国共之间虽不断出现磨擦和斗争，但均不再冠以“赤”与“白”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字眼和词汇。抗战胜利后的四年国共斗争中，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终形成、毛泽东思想成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及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军事体系的形成，我们已不再或绝少用“赤”与“白”来代表国共之间或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了。
    注释：
    [1]《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13日。
    [2][3][4]《孙中山选集》第76、86、106页。
    [5]《中国现代史资料》第2册，第152页。
    [6]《孙中山选集》第842页。
    [7]《李大钊选集》下，第840页。
    [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第294页。
    [9]《向导周报》第196期，1927年5月30日。
    [10]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第3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34页。
    [12]《希尔塞维克》1卷15期，1928年1月30日。
    [13]《王明言论选集》，第102页。
    [14]《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