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有人着意收藏用中国传统印刷方法印行的古活字本。据说当年周叔弢先生将其珍藏的宋元古本悉数捐献给国家之后，即又以廉价陆续罗致到不少清代活字印本，用以自娱。近年来，古活字本更成为藏书界普遍求索的热门品类，普通的清后期木活字印本，除了家谱，因民间存本尚多，且内容不堪赏玩，而殊少有人顾问之外，其它各类内容的书籍，每册价格大多都已在千元上下；更不用说铜活字本、特别是明代的铜活字印本，早已被藏书家视作与宋元佳椠不相上下的珍品，即使是残缺严重的单本零册，也都被竞相争逐，卖出令许多旁观者意想不到的高价。
    中国虽然是发明活字印刷的国度，并且按照元朝人王桢在《农书》中的记载，至迟在元代就已经出现锡制金属活字，但在引入西洋印刷技术之前，整版的雕版印刷，一直在书籍出版印刷中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相形之下，活字印书始终只是一种很次要的陪衬，金属活字印本，更是微不足道。所以，传世活字本要大大少于刻本，其中铜活字等金属活字本，又大大少于木活字印本。收藏的基本原则，是以稀为贵，活字本、特别是金属活字印本，其价格明显高于刻本，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丝毫不足为怪。
    关于活字印刷在中国未能兴盛的缘由，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解释，但似乎还不够十分清晰，有待进一步分析总结。不过，与此相比，当前更重要、同时也更为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应该是重新审核中国古代采用铜等金属活字印书的真实状况。因为时下被普遍认作铜活字印本的许多中国古籍，特别是其中的所谓明铜活字印本，其实并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恐怕经不起认真的推敲；更不用说一些印刷史研究者所持早在宋代中国即已有铜活字印书的主张，恐怕纯属想当然的说法，浑然不知其究竟是从何说起。
    从学术上一一论证这些问题，需要花费很多笔墨，不适宜在这里讨论，我将另行发布论文，与关注版刻史和印刷史的朋友讨论。不过，有一项原则，必须声明，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宗旨，是揭示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及其内在本质，求真是它的第一要义。因此，讨论学术问题，不能带有过多的个人感情好尚，更不宜怀有本民族或者是本国自身的文化必定要事事优越于人的狭隘情结。就书籍出版印刷而言，我认为古代朝鲜的铜活字印刷，不管在行用时间的早晚上，印刷技术的发达完善程度上，还是印书的份额、数量和施行的普遍性上，都要大大领先于中国，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假若由此再进一步探究，中国铜活字印刷的产生，实际上很可能是直接受到西洋以及朝鲜印刷术影响所致。这样的迹象，已经相当清晰，我将另行撰文，加以说明。
    世界各国的文化，都是在交互影响中发展。印刷术虽然是由吾国先人所发明创造，但在其问世之初，就带有强烈的外来文化影响因素，其捺印佛像这一技术源头，就清清楚楚地是由印度传来；晚近西洋活字法印刷技术彻底改变了中国印刷的面貌，更是世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在这漫长的发展期间内，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若是在某些方面，受到周边地区甚至泰西工艺一定程度的影响，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必每一项技术环节都一定非由中国向外辐射不可。况且积极吸收外来文明以壮大自身，本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人类文明的成长，不同于豢养赛狗赛马，"纯种"的文明，往往意味着弱智、痴呆乃至消亡，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好事。假若不能忠实于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冷静地分析各种史料，恐怕很难得出足以服人的结论。
    辨认铜活字等金属活字印书，目前应该已经具备一定技术手段，这就是通过显微放大印本的墨迹，似乎应不难辨识金属活字与木活字印痕的差别，据闻已经有人做过成功的实验，并出版了专门的著述。至于能否通过检测印本墨痕中残留的金属微粒，区分出所用活字属于哪一种金属，似乎还有待验证。不过，若谓不经技术手段检验，或是依赖其他间接的辅助办法，就单凭肉眼观察来区分印本所用活字的种类，哪怕只是简单区分开金属活字与木活字（或是泥等其它材质的活字），除非怀有特异功能者之外，平常人恐怕很难做到（如张秀民、黄永年等先生就都坦然承认这一点）。所以，以往认定的铜活字印本，实际上主要是依赖书中的注记题识，或是相关的文献记载。如果这些文字记述统统明确无疑，譬如像清内府用铜活字印行《古今图书集成》，这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假若相关的标识记载含含混混，不甚清楚，譬如像所谓明铜活字本那样，正确理解它的含义，就需要综合分析各种相关史事来作出合理的判断，万万不可像藏书家估价自己藏书的价值那样，抱有尽量往多里算、尽量往好里算的念头。
    在活字印本特别是铜等金属活字的实际鉴别活动当中，由于印本流传稀少，事实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既有相应的研究能力和探究兴趣，又有较多机会，得以直接目验其书，参与辨识；其它大多数关注印刷出版史事的人，往往只能被动地遵从他们的结论。若是用一犬吠影、众犬吠声这句成语来比喻此中情形，虽然不甚适宜，且多少有些失礼，却也算得上是差相仿佛了。其实，这本是在许多研究中所共有的现象，并不是只存在于版本鉴别领域。不过，麻烦就麻烦在鉴别版本时的这个"影子"，往往不易看清究竟是人影、贼影，还是鬼影，有时甚至根本就完全是没有"影子"的"幻影"，由于不知其所以然的一个偶然失误，不经意间，被人错认，致使后来者相继将错就错，终至弄假成"真"。在我看来，在中国的版本学界和印刷史研究领域当中通行的所谓清铜活字印本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就是这样一部书籍。
    毘陵是常州历史上的古郡名，用古地名作为居邑的雅称，久已有之，但自明代中期以来，尤为普遍。这部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便是常州徐氏家族在清咸丰年间纂修并印行的族谱。清代在常州以及江浙地区其它一些地方，纂修族谱的风气颇为盛行，有条件的家族，大致平均每隔三十年上下时间，就要重修一次，以赓续前脉，称此家谱为"九修"，就是为与此毘陵徐氏历次所修其它族谱相区别。
    这种族谱过去不受文人重视，藏书家对它更没有兴致，晚近以来，受西方学术影响，才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受到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青睐，但与其所纂修的庞大数量相比，国内外学术机构的收藏，仍显得很不完备，并且一直缺乏综合各处收藏比较全面的联合目录（这主要是因为颇有一些集中收藏族谱的地方，还从来没有全面做过著录），再加上还有大量族谱，一直散存于民间，甚至还无法踪迹其存佚状况。所以，这部九修《毘陵徐氏宗谱》，究竟有多少传本存世及其藏身何处，现在都还不太清楚。当前，活字印刷研究者所依据的本子，是收藏在日本东京东洋文库的一部印本。虽然现在还没有人提出这部族谱另有传本藏弆，但某些人径称此东洋文库藏本为传世孤本，却似乎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中国最早将这部《毘陵徐氏宗谱》用作清代铜活字本代表的学者，是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张秀民先生（说见所撰《清代的铜活字》一文，原刊《文物》1962年第1期，后收入1988年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页250～259）；后来中国国内谈及同一问题的著述，直至今天，无一例外，都应当是在转述张氏的说法。张秀民先生对中国印刷史做过很多重要研究，当初筚路蓝缕，自然功不可没。不过，学术研究，后来居上，也是事之常理。时至今日，市面上刊布的很多相关书籍和文章，仍在一一依样复述张氏多年以前的所有说法，未能对其稍有订正补益，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诧异，同时也很遗憾。个别学者如江苏的潘天桢先生，虽然提出过很好也很重要的新见解，但却根本不被撰述通述性著述的学者特别是那些研究印刷史和版本史的名家所理睬。
    面对西洋文化的巨大冲击，张秀民先生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颇有一些人热衷于到中国历史中去挖掘找寻与西洋近代文化相通相似的事例，以这些西洋舶来品在我国古已有之而自
    我慰藉。古代的铜活字印刷，在技术上显然与西洋晚近活字印刷最为接近。不知张秀民先生是不是因怀有上述对西方文化的趋从与自我印证心态所致，在鉴识古代的铜活字本时，确是颇有多多益善的味道，以致将一些缺乏足够证据而本可存疑待考的活字印本，率尔认定为铜字所印。类似的情况，在赵万里先生等人身上同样存在，从而足以说明，这恐怕不仅仅是张氏个人研究的局限所致，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那一时代在研究观念上的偏差所造成的结果。时至今日，我们对此不能不深深引以为戒。
    当年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张秀民先生并没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这部《毘陵徐氏宗谱》。他将这部书籍认作铜活字印本，实际上只是在转述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先生的介绍。以前我虽然也曾来过两次东洋文库，但过去对于古籍版本内容的关注，只限于历史研究中利用古代典籍以及弄旧书消遣所需要的一般常识，对印刷史或版刻史研究，还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没有想到过要去核实一下相关情况。近来，因为在学校教书讲版本课的缘故，逼迫自己不得不对印刷出版史稍稍花费一些功夫，结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审视现在通行的一些说法，发觉似乎存在很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其中铜活字本问题，最为明显，而对这部所谓铜活字印本《徐氏宗谱》，更是疑云重重。恰好近日因蒙日本中央大学妹尾达彦先生相邀到日本东京访学，并承东洋文库理事长斯波义信先生热情接待，遂得以至东洋文库，观览其宝藏，便首先想到，需要找出这部族谱和多贺秋五郎先生的著述，以一探其究竟。
    根据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佐竹靖彦先生和妹尾达彦先生的介绍，知多贺秋五郎先生过去供职于中央大学教育学部。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多贺氏的学术专长，应该是研究中国古代族谱，而不是中国古籍版本或中国古代印刷史。我所见多贺秋五郎先生关于中国族谱的研究著述，共有两部：一部题《宗譜の研究》，所出版者似乎只有其计划中的一部分，即其中的《資料篇》（整个书名可以译为《宗谱研究·资料篇》），1册，出版于1960年，由东洋文库印行；另一部书名为《中国宗譜の研究》（《中国宗谱研究》），上、下两册，出版于1981年，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印行。这两部书都是很有分量的学术巨著，遗憾的是多贺秋五郎先生已经故世，无从求教其当年著录《徐氏宗谱》版本的依据。不过，通观这两部著述，可知多贺氏虽然对中国族谱的印制方法有所涉及，但并没有过多留意版刻形式问题；并且从书中有关家谱版刻印刷的叙述可以看出，多贺秋五郎先生本人，对中国版刻似乎也不具备很好的鉴别能力，其所说版刻类别，恐怕只能是承用藏书单位已有的著录。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多贺秋五郎先生在这两部著述的文字叙述部分中，都没有具体讲述此《毘陵徐氏宗谱》的版刻形式问题，只是在《宗譜の研究》第一部《解說》的第五节"體裁與印刷"部分当中提到（页30，页35），就其所见而言，族谱的铜活字印本，仅见于华中地区，而注释中列举的具体书籍，就是这部《徐氏宗谱》。除此之外，在《宗譜の研究》一书之第二部《日本現存宗譜目錄》里面（页129），也列有东洋文库收藏的这部《毘陵徐氏宗谱》，著录的书名系写作"徐氏宗譜"；而在印刷形式项下，著录的正是"銅活"二字，张秀民引作铜活字印本依据的正是这一项记述。后来多贺氏在《中國宗譜の研究》一书中，虽然在其它方面，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包括著录了更多世界各地收藏的族谱，但对所谓铜活字印本问题，却没有更多新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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