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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当初东洋文库在著录《毘陵徐氏宗谱》时造成这一讹误的具体原因，由于历时甚久，人事屡经更叠，现在恐怕已难以追寻。我初步推测，大概存在下述两种可能。一是东洋文库与此同时尚入藏有其它家谱，馆中在初步整理著录这一批家谱时，由于排在此书前面的其它家谱，已经著录有"活字"或"活字印"、"活字本"、"木活字本"之类的版刻属性，在著录到这部《毘陵徐氏宗谱》时，司理人员便在其书名下添注有"同活字"或是"同活字印"、"同活字本"这类字样，以表示其版刻性质与前者相同；而后来进一步整理时，却疏忽误将其认作"铜活字"或是"铜活字印"、"铜活字本"，正式记入簿录。二是东洋文库在购入此书时，书店是将其定作"铜活字本"出售的，入馆后著录时便遵用书店认定的版本，未再加以考究。 这一疏误，后来被读书用书者一直承用下来，以致竟影响到版刻史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中国国内一般叙述版刻史的概说性著述，由于不具备相应的审辨条件，不加思索地原样转述张秀民先生这一很不审慎的说法，似乎应可以理解；可是，任职于美国的钱存训先生，在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著其造纸与印刷分册《纸与印刷》一书时，也同样简单对待这一问题（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V:1 Paper and printi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216.），恐怕就难以辞却粗疏之咎了。 这一偶然疏忽所造成的错误影响，事实上还远远不止于此。历史研究中错误史实判断所带来的危害，犹如投入湖陂水面的石块，它所激起的波纹，会随着距离和时间的推移，而愈推愈远，愈推愈大；显而易见，对于研究者来说，则是站得越远，受其拖累的危险性越大。譬如，清华大学的李伯重先生，近年在阐释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发展的社会意义时（见所撰《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一文，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页94～107，页146），便是遵循张秀民先生等人对版刻史研究的既有看法，举述这一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作为清代江南出版印刷业延承明代所谓"常州铜板"之先进技术而持续发展的标志之一（其实，目前在版刻史研究中，比较普遍地将所谓"常州铜板"认定为铜活字印本，也从来没有可靠证据，对此我另有专文论述）。李伯重先生论述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已经超越版本史或是印刷史这样狭促的"小道"，进入堂堂皇皇的经济史和社会史范畴，对于认识清代社会，自然关系重大，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这也是中国版刻史研究今后需要着力拓展的方向。不过，假若本文所述拙见尚可聊备一说的话，像这样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许也可以在新的事实基础上，重新梳理并深入审视它的经济史或是社会史意义。 其实，历史学与印刷史或是古籍版本学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前者将后者用作基础工具，或是仅仅被动地诠释疏解其历史学意义，同时，还可以、而且非常需要，利用相关的历史学知识，来论证版刻史问题，二者相辅相成，需要融会贯通，交互阐发。譬如，从经济史角度讲，中国古代按照当时的技术方法，用铜活字来印书，成本过高，极不合理，所以，只能是皇家内府或极个别权贵富豪的个人行为，终究无法在社会上形成为一种产业。因而，对它的评价，除了单纯的技术探索意义之外，丝毫也不值得夸耀和赞誉。这部《徐氏宗谱》的印制方式，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印刷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问题，实际上却是判断中国以铜活字为代表的金属活字印刷在社会上流行程度最重要、而且也几乎是唯一的标志，一旦否定了它的存在，随之自然就会引出一个与传统说法截然不同的重大结论。我将另行撰文，论述相关问题。 对于渐行渐远的历史，今天我们究竟怎样来进行研究，才会更具有深刻的意义，时下东西学人的念头，是愈出愈新，愈出愈奇。人各有所好，学亦各有其用，学者自可各遵所闻，各行其是，而且学术研究也只有拓宽视野，多从新的角度加以思索，才能不断有所发现，抱残守缺，治学绝不会有什么出路。不过，学术研究最本质的真谛，首先是研究者要有足够强烈的探索兴趣和欲望。有些领域过去很少有人研究，往往是由于它缺乏足够的复杂性、学术难度和更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从而也就未能吸引研究者驻足，并不都是因为前人鼠目寸光，竟会为一株不知名的小草而忽略了苍茫林海。遵循这样的思路来审视我们所面临的研究课题，传统的领域和问题，正因为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很可能还需要不断深入探索，并不是研究得多了，研究得久了，就已经穷尽其事，了无新意可陈；甚至很多习以为常的通行结论，都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予以颠覆。因此，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更不能忽略与旧有研究的交互衔接，这些传统研究领域在相关研究中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决定了立足其上的各项新的研究，都不宜简单另起炉灶。事实上，新的研究视角，常常可以为解决传统的疑难问题，提供至关重要的切入点，二者正应互为补充，不宜偏废其中一端。 在探索寻求新的路径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应该首先努力站稳脚跟。在这纷纷纭纭变化多端的学术风潮当中，或许也能够找出万变不离其宗的共同立足基点。中国的历史学人，近年比较普遍地尊崇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成就，以我涉学之浅，一直还无法读懂先生的高妙见解，特别是先生所揭示的中古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脉络；不过登高自卑，致远由迩，我很喜欢陈寅恪先生讲过的一句非常浅显的基本治学方法，这就是"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陈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语）。研究版本目录这类形而下下的问题，更要强调从第一手史料的审辨做起，更要讲究无徵不信，更要注重首先证之以平平常常的人情事理。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审辨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的版刻问题，使我对此复深有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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