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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国史的分期 对历史进行分期，即所谓“断限”，是史学工作者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性的一种方法，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分歧最多的问题之一。由于历史分期既取决于历史观，也取决于人们对历史认识的角度、重点和方法，因此，在历史分期上众说纷纭是毫不奇怪的。 目前，国史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分期方法，大致有以下四种： 1.四分法。即根据《历史决议》，将国史划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伟大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 2.五分法。即在第一种分期的基础上，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再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界，分为“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时期。 3.六分法。即在第二种分期的基础上，将“伟大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再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分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 4.八分法。即在第三种分期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进一步分为三个阶段，即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为界，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再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把2003年以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社会进入科学发展的改革开放新阶段”。就是说，把迄今为止的国史概括为八个时期：三年恢复，四年改造，十年探索，十年“文革”，两年徘徊，改革开放之初，建立市场经济，进入科学发展。 当然，上述分期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如果细分，还可以再分出一些。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历史决议》中就被分成了三段，即“五一六”通知到中共九大，中共九大到中共十大，中共十大到“四人帮”被粉碎。 以上对国史的几种分期，都有一定道理。不过，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国史的特点，我倾向于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来观察和划分历史时期。如果按照这种分期方法，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1.1949-1956年。这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以苏联的建设道路为目标模式的时期。 2.1956-1978年。这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要突破苏联模式，试图用计划经济体制加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时期。 这里之所以把十年探索、十年“文革”和两年徘徊统统放在一起，都作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是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虽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对中国自身道路的一种探索。《历史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时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⑤这些分析说明，“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失败的探索，但毕竟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因此，把那十年纳入从1956年开始的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既符合历史实际，也有利于科学地认识那段历史。另外，两年徘徊虽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但它所追求的目标仍然是回到“文革”以前的那种探索状态。因此，把它放到探索中国道路的时期也是合适的。 3.1978-1992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经济体制上试图采用计划经济加市场调节模式的时期。 4.1992-2003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或者说是确定建立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 5.2003年至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开始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时期。 在国史分期问题上，只要是从历史本身的客观事实出发，从反映历史阶段性特征与内在规律的角度观察，各种划分历史时期的意见都可以也应当在学术范围内进行平等讨论，不应当只把某一种意见作为绝对正确，而把其他意见斥为绝对错误。列宁说过：“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⑥同样，历史的分期界限也不会是静止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比如说到建国100年、200年，人们再来给国史分期，肯定会和现在有所不同。 在历史分期上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全是学术问题，其中也有属于政治性问题的。例如，有人提出，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只有两个时期，一是从1911年开始的共和时期，一是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这种分期从表面看似乎在提高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实则完全无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因此，它所说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实际实行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一回事。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而它所说的改革开放是指继承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所谓改革开放。还有人提出，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历史有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前为近代史，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为现代史，改革开放以后为当代史。这种观点从表面看好像也在抬高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它把鸦片战争、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并列当成历史断限的标志，势必抹杀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的一致性，同样会导致对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基本事实的否定。显然，这些观点不仅在政治上是极其错误的，在学术上也是十分荒谬的，不过是借历史分期为由，表达某种政治主张罢了。 三、关于国史的主线 所谓历史的主线，是指贯穿历史全部过程并始终支配历史沿着某种既定方向前进、反映历史发展内在动力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脉络。认清历史的主线，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原因，认识其特点，掌握其规律，预测其趋势，因此是历史研究中又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历史主线如果是在历史发展最终根源这个层次、这种意义上去理解，可以说只有一条，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但如果把历史作为某个特定空间、时间内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物质关系交互作用的鲜活过程，从历史发展的具体动因这个层次、这种意义上理解，则主线不会只有一条，而会有多条。因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的动机、目的是多方面的，即使处于主导地位的动机和目的也不会只有一个。它们必然会与事先已确定的现实关系的前提和经济条件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左右历史的发展，使历史就像交响乐有第一主题、第二主题那样，呈现出多条主线。国史当然也不例外。 目前在国史研究中，对国史主线的提法虽不止一种，但大多主张主线只有一条。这些提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种提法认为，国史的主线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这种提法虽然抓住了国史的本质特征，但并没有揭示出贯穿迄今为止国史全部过程、并始终左右着国史发展的基本动因。因此，与其说它是国史的主线，不如说是给国史下的一个定义。 再一种提法认为，国史的主线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提法虽然说出了贯穿国史并反映其发展的内在原因，但它对于其他许多国家许多时段的历史同样适用，并没有揭示出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一特定过程的特殊动因。因此，也不宜把它说成是国史的主线。 还有一种提法认为，国史的主线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无疑是贯穿国史并左右国史、反映国史发展特殊动因、具有国史特点的一条主线；国史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这条主线中找到答案。但它并非国史唯一的主线，因为只要再认真分析一下便会看到，在国史中还有一些贯穿始终的重大事件，另有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行的动因，是这条主线所涵盖不了的。如果把它看成唯一的主线，就会发生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 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刘少奇都说过建国后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10年、15年、20年，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新中国刚成立3年，毛泽东又提出从现在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如果说国史的主线只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条，就会使人得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的是为了尽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这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容易给反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提供口实。 实际情况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刘少奇之所以主张建国后要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主要是考虑中国要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面对工业极其落后、国家资金不足的局面，只能先通过发展农业、轻工业逐步积累资金，然后再发展重工业；相应的，只能在国家把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尽可能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然而，进入1952年后，随着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顺利完成，国营经济在工业生产中比重的增加，土地改革后农民互助合作化运动的普遍开展，以及朝鲜战局的趋于平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财经部门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进行了比较，反复权衡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利弊得失，认为形势不允许中国再按原先的设想，慢慢腾腾地搞工业化，要尽快提高国防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生产的能力，必须学习苏联，走快速工业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因为，对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来说，一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别国资源；二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对内实行剥削制度，搜刮人民的劳动成果，而只能像当年苏联那样，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应实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公有化，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基础上，把资源最大限度地用于工业化的基础建设。显然，这样做已不再是新民主主义政策，而是社会主义政策了。 根据现有材料，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是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那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并听取周恩来、陈云汇报就争取苏联全面援助我国“一五”计划建设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答应对中国给予全面援助，以及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三件事情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审时度势的高超领导艺术。而且，毛泽东当时说的是现在就开始过渡，并用15年左右完成过渡，这与原先提出的先用15年左右搞新民主主义，然后一个早晨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在最终时间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因此，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决定了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而不是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才优先发展重工业，更不是为了尽快实现社会主义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两重使命：第一，实现工业化，使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第二，实现社会主义，彻底解放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⑦建国前提出先搞十几年至20年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出于这一原因，建国后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5年左右完成过渡，同样是出于这一原因；搞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出于这一原因，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样是出于这一原因。早在制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就指出，工业化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⑧就是说，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围绕工业化，为着工业化的。尽管在1955-1956年“三大改造”运动高潮时存在要求过急、搞得过粗等缺点，但深入分析一下便不难看出，其根本原因还是围绕工业化、为着工业化的，是为使各种原材料首先保证计划内的重点建设的需要。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等荒唐口号，但透过那些表面的政治口号仍不难看出，其深层原因也是围绕工业化、为着工业化的，是试图通过群众运动和扩大农村核算单位等低成本办法，进行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以提高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单产，适应快速工业化的需要。 后来，1964年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又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21世纪头20年内基本实现工业化。所有这些都说明，工业化、现代化始终是新中国追求的目标、发展的动力。实现这个目标是为了给社会主义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条件，而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则是为了给工业化、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制度前提。因此，争取早日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样，都是贯穿国史、反映国史发展内在动因的主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