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法》一书在晚清的对外关系、文化（出版、教育、学术、思想）等方面都占有一席之地，各方面的著作多有涉及，近年又接连有专题论文进行研究，但仍有许多最基本的事实需要澄清。
    一、版本
    《万国公法》是一本翻译著作，翻译者为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译自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的著作《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国际法原理》最初于1836年分别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出版，伦敦版分为2卷，费城版只有1卷，但内容基本相同；1846年，经修订后在费城再版（通常称为第3版）；1848年和1852年，又在法国巴黎和德国莱比锡以法文出版（通常称为第4版和第5版）。1848年的第4版是经惠顿本人修订的最后一个版本。惠顿去世后，不断有学者对他的这本著作予以修订和增补。1855年，由劳伦斯（W.B.Lawrence）编辑的一个版本（通常称为第6版）在波士顿出版。劳伦斯后来称第6版为“第一个注释版”，1863年，他在波士顿出版了“第二个注释版”（通常称为第7版，1864年又在伦敦重印）。1866年，由达纳（R.H.Dana）编辑的第8版在波士顿出版（1936年，《国际法原理》作为“国际法经典丛书”的第19种出版时就是选用第8版）。（注：参见Wilson,George Grafton.Henry Wheat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A].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9[M].Oxford:Clarendon Press & London:Humphrey Milfod,1936.）《国际法原理》还被翻译成其他多种文字，1854年在墨西哥出版了西班牙文版，1860年在那不勒斯出版了意大利文版，然后就是在中国和日本出版的《万国公法》。（注：Macalister-Smith,Peter &Schwietzke,Joachim.Bibliography of the Textbooks and Comprehensive Treatises on Positiv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19th Century[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No.1,2001,75-142.）
    《国际法原理》有多个版本，《万国公法》的翻译蓝本究竟为何？
    徐中约最早对《万国公法》进行文本研究，但并没有明确说明其翻译蓝本，只是提到，《万国公法》卷前有一篇两页的短文（描述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两幅地图（东西半球各一），是惠顿原著所没有的，“1836年和1855年的版本都没有”。[1]（P129,P238）
    何勤华认为《万国公法》译自“1836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但他承认自己所使用的只是“1936年伦敦牛津重印本”。[2]所谓“1936年伦敦牛津重印本”，即1936年分别在伦敦和牛津出版的国际法经典丛书版，前已说明，此版重印的是1866年第8版。
    刘禾认为：“丁韪良的中译本采用的是第三版”；“一段涉及中国的文字在1836年《国际法原理》第一版里并不存在，它是在作者去世前两年的1846年经过修订的更有权威性的第三版中加入的，丁韪良的《万国公法》采用的就是这个版本”。[3]刘禾所提出的证据可以证明《万国公法》的翻译蓝本不是1836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但并不能证明就是1846年的第3版。
    大多数的意见认为是1855年的第6版。张嘉宁选择其第一卷第二章与汉译本对照，结论是段落、标题、文章编排几乎一致。[10]（P404）林学忠在先后两篇论文中均注明《万国公法》的翻译蓝本出版于1855年。（注：《日清战争前清朝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与态度》，野口铁郎编《中国史上的教与国家》（雄山阁1994年版）；《日清战争以降中国对国际法的接受过程》，《东亚地域研究》第二号（1995年7月）。）《国际法历史学报》发表的一份关于19世纪实在国际法著作的书目也注明，《万国公法》的翻译蓝本是1855年在波士顿出版的《国际法原理》的第6版。[6]（P106）研究汉语国际法学术用语的挪威汉学家鲁纳（Rune Svarverud）向王健“提供了有关最早的国际法汉译本对应的西文原本复印件”；王健“取之（《国际法原理》1855年的第6版）与丁译（万国公法》比对核查”，证实“其两相呼应”，并在其著作中列出“《万国公法》篇目英文对照表”。
    不过，在把结论下在1855年的第6版之前，还应该排除1846年的第3版。1936年，《国际法原理》作为“国际法经典”出版时，编辑者威尔逊专门写了一篇短文介绍其各种版本，按照他的说法，1855年的第6版是以1846年的第3版为基础的。[4]（P15a）照此说来，《国际法原理》1846年的第3版也有可能是《万国公法》的翻译蓝本？
    实际上，1855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根据编辑者劳伦斯的说明，乃是采用由原作者惠顿最后修订、1848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法文版作为标准，同时也保留了在此前各版本中所有、但在1848年版中被省略的一部分特别适用于美国的内容。据此，1855年的第6版虽然也参考了1846年的第3版，却是以1848年的第4版作为底本。（注：威尔逊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劳伦斯的说明，但紧接着又不加解释地说1855年的第6版是以1846年的第3版为基础，令人费解。）事实上，1855年的第6版与1846年的第3版在章节上有所出入：第一部分第一章，第3版有十六小节，而第6版只有十二小节；第一部分第二章，第3版有二十六小节，第6版只有二十五小节；第二部分第一章，第3版有十七小节，第6版只有十六小节，第二部分第二章，第3版有二十二小节，第6版只有二十一小节。第6版所分小节数目虽较第3版少，但是在实际内容上，第6版包括了第3版之所有，且有第3版所没有的新内容，如第一部分第一章第十节题为《赫夫特尔（Heffter）的体系》（《万国公法》第一卷第一章第十节《海［付达］氏大旨》正好对应）。赫夫特尔是与惠顿同时代的德国国际法学者，这一节内容的重要性将在后文中有所说明。
    至于刘禾所说一段涉及中国的文字，在1846年的第3版和1855年的第6版中均有出现，第3版在第一部分第一章第十三节，第6版在第一部分第一章第十节，《万国公法》中的这段文字则出现于第一卷第一章第十节，与第6版对应，与第3版出入。仅由这点出入，刘禾也不应该匆忙地将结论下在1846年的第3版，而不去比对其他版本。
    关于译著《万国公法》的版本，近年来也陆续有学者提出讨论，但大多似是而非。
    邹振环的论文说：“《万国公法》为京师同文馆译制的第一本书。销行颇佳，先后有同文馆本、石印本、西学大成本等，被各地新学学堂采纳为法律课本。曾出现过许多私刻本与盗印版”。文中并影印“复旦大学收藏的私刻本地图部分与序页”。[4]（P82-87）
    实际上，《万国公法》的出版机构是京都崇实馆。所谓《万国公法》“为同文馆译制”，是沿袭多年的错误。笔者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并未见有“同文馆本”《万国公法》的一丝踪影。如果确有“同文馆本”，那也不是《万国公法》最初的版本。所谓“复旦大学收藏的私刻本”，其“序页”上印有“京都崇实馆存板”字样。崇实馆本的《万国公法》实为正本，之所以被认为是“私刻本”，大概是以“同文馆本”为正宗的缘故。不过，以本文作者所见，复旦大学收藏的崇实馆本，并不是真正的崇实馆本，而很可能是后来“盗印版”。
    晚清时期（更确切地说是19世纪后期），《万国公法》在中国多次印行。（注：清代以后《万国公法》的出版仅知两例：一为台湾中国国际法学会的影印本（1998年），一为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近代文献丛刊”本（2001年）。）笔者所见晚清的各种版本，以印刷方式分，有刻印本、铅印本和石印本；以出版机构（含出版时间）分，除一种铅印本（国家图书馆收藏）署有“戊戌孟秋”和“新学会”字样以外，大多署有“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冬月镌”和“京都崇实馆存板”字样，其余的则没有出版机构的信息。而在各种崇实馆本中，惟一可以确定为初版正本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种刻本（原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此本内容依次为中文版权页、英文版权页、译者序（英文），万国公法序（董恂）和万国公法序（张斯桂）、凡例、地球全图及说明文字、目录、正文。不过，此本关于出版时间的标注却小有出入：中文版权页注明“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冬月镌”，英文版权页则注明“1864年出版于北京”，而董恂序注明写作时间为“同治三年岁次甲子冬十有二月”（同治三年十二月已经是公历1865年1月）。一般认为，《万国公法》出版于1864年。但也有细心的学者指出，刻版印刷当在董恂写序之后，所以《万国公法》的出版时间应为1865年。（注：张海鹏，《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在此之前，日本学者坂野正高也有相同的意见。）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其表述尚不确切。准确的表述应为：正文之刻版在1864年年末，全书（包括董恂序）印刷装订完成则在1865年年初。
    田涛最近提出：“《万国公法》最初出版时，实际上并非只有一个版本，而应该是两个版本，即一为刻本，一为活字本。刻本扉页上印有‘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冬月镌’（即1864年11月）和‘京都崇实馆存版’字样，卷前仅有张斯桂一篇序文……至于活字本《万国公法》则同时收有董序和张序，该本中并未说明印行时间和地点，内容与刻本并无不同，但根据董恂序文所署时间看，其出版于1865年应无疑义。由此看来，刻本的印行似应早于活字本”；“活字本的《万国公法》未署具体的出版地点，但也肯定不是由同文馆印刷。因为同文馆的印书处直到1876年才设立。丁韪良的著述中曾经提到，北京的一家美国教会在同文馆成立之前已经开办了一处印刷所，同文馆的试卷也拿到那里印刷，文祥对其印刷水平颇为称赞，所以，活字本《万国公法》也有在此印刷的可能”。他又说“丁韪良曾经为《万国公法》写有一篇英文序言。但在笔者所见的上述两个版本中未出现”，于是推测“丁韪良只是在印行的部分《万国公法》卷前使用了英文序言，以送给在华外人和部分美国政府官员”。[5]（P107-122）
    田涛所说很令人生疑。其一，所谓卷前仅有张斯桂一篇序文的刻本，不知现收藏于何处？以笔者迄今所见，无论是何版本，凡有张斯桂序者，亦有董恂序。其二，所谓同时收有董序和张序但并未说明印行时间和地点的活字本，与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种铅印本特征相符（铅印本即活字本），但上海图书馆的编目定其为“光绪间铅印本”。认真说来，仅仅“根据董恂序文所署时间”并不能毫无疑义地推断其出版于1865年。后来的翻印本难道就不能刊载董恂的序文吗？或者刊载董恂的序文时必须删去其落款中所注的时间地点吗？其三，所谓在同文馆成立之前已经在北京开办了一处印刷所的美国教会，查丁韪良原书，即美部会（American Board）。（注：Martin,W.A.PA Cycle of Cathy:or China,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896.）教会方面的资料表明：美部会在中国开办的印刷所最初在广州，由卫三畏（S.W.Williams）负责，但这间印刷所在1858年毁于火灾；1869年，美部会又从印度调派一人（Phineas Hunt）来北京重建印刷所，是为北京地区第一家用铅活字的印刷所。据此，如果该印刷所曾经排印过《万国公法》，那也不会早于1869年。其四，田涛没有说明他所见的活字本是铅活字还是其他活字，但他既然认为该本可能是由美部会在北京的印刷所印刷，则应为铅活字（从印刷史角度考虑，也应是铅活字）。那么，如果该本不是由北京地区第一家用铅活字的印刷所排印，又是由谁排印？其排印时间又如何可能是1865年？其五，姑且认为田涛所见的活字本出版于1865年，但既然有崇实馆刻板，旬月之后，仅仅为了增加一篇董恂的序文，为什么要弃刻板不用而另排活字呢？对于这个不能不加以说明的问题，田涛并无解释。其六，所谓丁韪良只是在印行的部分《万国公法》卷前使用了英文序言的推测很有意思，但果真如此，则与所谓《万国公法》最初出版时应该是两个版本的判断相矛盾，因为按照田涛的标准，有英文序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算作第三个版本。
    本文认为，有关《万国公法》的最初出版，情形并不复杂。其一，初版为崇实馆刻板（且仅有此刻板），刻板时间在1864年末，印刷装订时间则在1865年初。其二，初版中的英文版权页和英文序言应当是在北京以外地区（天津或上海）以铅字印刷，排印时间也在1864年。其三，不排除初版《万国公法》中有一部分没有装订英文版权页和英文译者序的可能，但需要证实。以本文作者所见，确实有一些标注“同治三年”、“崇实馆”字样的刻印本没有英文版权页和英文序言，但不能肯定这些刻印本就是真正的同治三年崇实馆本。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中，这样的刻印本有两种（开本大小不一），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迥然不同。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的一种刻印本，以本文作者初步判断：其正文字体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相近，但用纸不同；版权页字体及用墨用纸均不同；董恂序文字体不同；总的说来，其纸张品质不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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