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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确定居址、城址或墓地中哪些单位属同一时期的问题，就不能不涉及考古层位学。一村落、一城址乃至一墓地中的诸单位，或共处一地面，或彼此有道路相通，从考古层位学角度观之，这地面或沟通建筑、墓葬诸单位的那些道路，便是这些单位所处的层位。故探讨聚落的布局，就需在考古发掘中找到这样的层位。兴隆洼村落中均露口于耕土层下的诸房屋（注：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 其原来的地面及道路，即这些房屋所处的原层位遭到了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从种种遗迹现象来看，我们虽可认定兴隆洼是一村落，但这村落中的这些房屋是否属同一时期使用的问题，却无法讨论。类似的情况，亦见于姜寨。这里同属一期的120座房屋， 《报告》虽依它们的“相对层位”将其分为“早、中、晚”三群，但这“相对层位”并非各群房屋所处的地面，或沟通群内房屋的道路，即原处层位，故不能依《报告》所认定的“相对层位”来审定各群中的房屋是否属于同一时期。可见，在考古发掘中寻找地面和道路，或者在地面、道路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如何据遗存叠压或打破的复杂关系，求证哪些是曾在同时期使用的遗存，是搞好聚落考古的关键。 当然，即使清楚地揭示出地面、道路，以及处在这地面上和由道路连接的建筑基址，也难以如实地说明聚落废弃前这些建筑的使用情况。比如哪些建筑在聚落废弃前早已无人使用，哪些是已建好了基址而未完成的建筑，或是建成的房屋而未住过人等。好在聚落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需精确到这样程度，故可对这类情况予以模糊待之。 搞聚落考古，不仅应了解聚落中哪些单位属同一时期使用，也需搞清这些单位的建造及废弃年代，以及结构、功能等问题。 例如，在发掘大河村F1-F4这组建筑时，如没有搞清楚这组建筑的增建、改建过程和各间结构及留存器物这类情况，我们就无法弄清楚居住于这组建筑的居民的主次之分，以及他们的增殖、分居以及分居后仍保持联系等具体情况（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8期。）。 例如，在发掘牛河梁坛、冢时，如果只清理出坛、冢和它们同时使用的遗存，而没有弄清楚各个冢的建造程序及结构的话，就无法明白埋于冢内的居民的身份存在着主次有别的情况。 例如，在研究元君庙墓地时，如果只搞清楚了墓地的布局，而没有明白合葬墓内居民的葬式（一次葬或二次葬）、性别、死亡年龄、随葬品的配置，就无法得出合葬墓基本上是以女性为本位包含了几代人的墓葬（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 可见，聚落考古不仅应搞清楚聚落布局、结构、形态，也应对聚落中各个单位作仔细的研究。 现代科技，例如航拍对聚落考古能提供很好的帮助。然而，进行大面积乃至全面揭露，仍是聚落考古工作的基本方法。这类揭露仍需采用探方发掘，在只需大面积而无需全面揭露的情况下，对那些不必用探方发掘的部位，如围沟、中心广场、城墙及道路的某些部分，则可辅以探沟乃至钻探以探明情况。聚落考古是规模巨大的考古工程。对一个聚落的研究，少则数年，多则需几代人的连续努力。为了顺利地开展聚落的研究，就得把那些可以而又必须作聚落考古的遗存先圈定下来，切实地作好保护工作，选择人员，制定规划，适时地开展工作。 前面讲的主要是聚落个案研究的基本要求。聚落个案研究，是聚落考古的基础。如果我们把同一文化不同时期、同谱系的诸考古学文化和谱系有别的诸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的聚落，都作了个案研究，并弄明白了它们的布局、结构、形态，就为聚落的异同、演变等这类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类研究却不能代替同一文化或不同谱系诸考古学文化同一时期的聚落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如前所说，这是聚落考古的重要内容。 这一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或以什么办法确认聚落的共时性？ 怎样确认同一文化不同聚落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识别这类关系的性质？怎样识别不同文化的聚落间存在的关系和性质？ 考古学文化区分为不同的聚落群，是否是一定历史时期才出现的现象？何时出现？产生的条件或时代背景是什么？如何识别？区分聚落群的标准是什么？ 何时在什么条件下，出现了聚落分化？以哪些标准识别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怎样识别与中心聚落相关联的聚落群？ 聚落分化与城乡分野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分化与分野经历哪些历史阶段？以及这类分化与分野同国家政权的出现与发展是否存在着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等等。 至今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其说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一些回答，不如说是为提出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要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聚落考古的实践。而且，是否只是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是否提得符合实际，增益或修正这些问题，也有待聚落考古的深入。当然，提出问题总比不提问题要好，提出这些问题，或许能增进聚落考古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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