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6日，世界历史所图书馆/世界历史数字化研究部与《印度、巴基斯坦与中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专题信息系统》课题组共同举办题为“从收藏点到数据库：历史资料研究手段的变迁”学术报告会。主讲人为天津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华庆昭先生。图书馆/数字化研究部和课题组全体成员及所内部分同志参加了会议。
    华庆昭先生主要结合本人的学术生涯讲述了在美、英等国资料收集手段的变化，也谈及了一些相关的思想观念。
    首先，华先生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他研究的领域（美国外交史、现代国际关系史）里国内一手资料匮乏的状况。当时他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受派去欧洲参加第16届世界历史大会及其预备会，需要写关于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论文，但是只能靠从书里和报刊上获取资料来写，学术深度之不足是显见的。华先生引了长恨歌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要找国际关系史的原始资料得去国外找。“楼阁玲珑五云起”，“中有一人字太真” ，资料找到了。从1986年到1988年，华先生在美国一年半，英国6个星期，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撰写了一本关于杜鲁门外交的专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
    华先生说，当时国外的研究手段按现在看也是落后了，但那时还算是很好的一条出路。到美国做研究入门的指引首先是一本目录，叫《联邦手稿收藏目录》（National Union Catalog of Manuscript Collections），这本目录现在还在出，同时也是网站了。目录告诉我们，张三、李四的手稿，在哪里收藏保管着。那么收藏点（Repositories）何在呢？
    国家档案系统，下属国家档案馆和各总统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文献部，在该馆麦迪逊大楼；
    各个地方图书馆；
    各个大学图书馆；
    各个学会、协会、博物馆、纪念馆、基金会的收藏点；
    各县的历史收藏（County Historical Collection），出生和死亡登记都保存在那里；
    各个私人收藏点，等等。
    英国的情况大同小异，不过国会图书馆换成了大英图书馆 ，出生和死亡登记可以在教区里查到。
    华先生当年自己所拥有的工具经历了打字机、电动打字机、电子打字机、电脑（没有互联网）、袖珍复印机的变化，总起来说除了书写用了电脑外，其他手段都相当原始，因此研究进度缓慢。后来国内进口了一些缩微文献胶卷和胶片以供检索，情况较前要好些，但不能满足根本需要。由于复印资料很贵，大量的档案内容是用笔写在记事本上。华先生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了六个星期的资料，只复印了六百页文件。近年世界史所的两位同事去英国，分别用数码相机三个月内在剑桥拍回了七万张资料照片和一个月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拍回了两万张文件照片。这样的前后对比是非常强烈的。
    自从互联网出来后，情况变了。一般的数据库和通用的搜索引擎已经可以解决不少问题，比如永乐三年是公元哪一年，网上一查就有了。专门的数据库，就像世界史所现正在做的印巴中关系专题数据库，正在涌现。最新的消息是，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0年3月23日报道，英国正在做包含1500年至1900年历史资料的专用英国历史搜索引擎，它将把有关数据库联结起来，把数字化的书籍、报刊、手稿、出生死亡及家系记载、地图和影像都做成索引。第一阶段在2011年就可以完成。我们正处在从收藏点到收藏点加数据库、再到收藏点加数据库加搜索引擎的过程中。历史研究手段的进步会带来历史研究本身的进步。研究者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思考问题、把握主题和研究资料的发掘上，而少搞四处奔波、死记硬背和手抄笔写上，真是惠莫大焉。
    这样的资料收集成为可能，除了归功于先进的收集手段外，资料的开放程度是非常关键的。倒退若干年，像前面说的拍照，英国人就不会允许你干。这就说明，除了硬件先进之外，软件，也就是人的观念，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华先生在他的报告里，就这方面着重讲了四点：
    一、要有一颗踏实做研究的心。没有这种心理状态，没有这种追求，其他研究的事情都谈不上。
    二、信息共享。信息共享的观念是资料研究手段进步的基础。内容再好的资料，收集用的手段再先进，拥有资料的人不肯拿出来共享，也是白搭。英国伦敦外环线（M25）以内各大学的图书馆，是资料共享的。华先生在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做研究时，图书馆可以通过互借系统替他借到美国国内其他图书馆收藏的书。各文献收藏点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介绍他们的收藏，询问研究者的需要，尽量给以满足。我们国内不少收藏点的同志可能就会觉得事情越少越好。美国有《信息自由法案》，学者可以根据这个法要求提供不是特别涉密的资料信息。我们国内有的研究者满足于信息内部享用，奇货可居，用档案材料写文章而不把档案给别人用。学者之间信息共享有什么不好呢？80年代时华先生从英国复印来了六百页文件，一个兄弟所希望共享，华先生就让他们全部复印了。
    三、学术伦理。2009年12月24日，也就是圣诞前一天，国内一个知名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据说是原来发表在一家知名出版社出版的2004年中国讲座的书上。文章是给一宗1946年圣诞夜在北京发生的案件翻案的。当时两个美国兵在东单附近强奸了一个中国女大学生，由美国军事法庭确认有罪，判刑后赴美国服刑。到美国后，由官方做主，把案子翻了过来，罪犯恢复了军职。在中国，此案掀起轩然大波，国统区50万学生罢课反美，成为中国革命高潮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翻案文章自称以某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手中握有的美国档案材料为据，指名道姓说此案是“毫无强暴痕迹的‘强奸’”。 而且剑指中共，说它如何将个案变成了公众事件。华先生对出现这样的文章感到悲愤。原因之一是华先生在美国海军部亲自看过此案的美国档案，跟翻案文章所说完全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1986年，华先生委托杜鲁门图书馆帮助找到此案美国官方文件的下落。图书馆查明，该档案原属美国海军军法处（Naval Judge Advocate）管，存在国家档案馆在苏特兰的库里。应杜鲁门图书馆的要求，档案已经调到华盛顿海军军法处，允许华先生到军法处去查阅。华先生去军法处查了档案，其结果已经在《从雅尔塔到板门店》（1992和2006年中文版，1993年英文版）上发表。且不说此案据中方的档案所载，早已是铁证如山，美方的档案所载是同样的。其真相是，当时在北京的美国军事法庭有两名法官曾提出对两名罪犯宽大处理， 但是判决书说，“判刑之轻已经使得不能再宽大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加强师师长在1947年2月21日签字批准了法庭给主犯15年徒刑的判决，罪犯被送回美国服刑。很快，美国官方就着手翻这个案。但是美国海军复查委员会不同意给翻，它在1947年7月8日报告说，“本委员会经慎重复查……一致认为证据已足以支持法庭对强奸一罪的判决。因此，建议海军部长对审判程序，第一项罪行的证据、判决以及裁定予以批准。” 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司法独立不过是一句空话，案照样翻过来了。感到悲愤的原因之二是翻案文章对受害者指名道姓，用词轻蔑。要知道，受害者迄今在世，有家庭子女，她要在社会上生活。华先生在写书时，不但没有提受害者的名字，而且也没有提罪犯的名字，因为考虑到对当事人的影响。当年的罪犯如今可能也有家庭子女，其犯罪固然自身要负责，但是如果没有美国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他在没有犯罪前早就回国去了。难道做学者就可以这样随便拿人说事吗？没有学术伦理来管资料的真实性，来管文字的社会影响，其结果就是乱套。
    四、与此相关联，华先生认为有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不管你信奉什么主义，做学问总得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管你身在哪里，做人总得有点中国人的骨气。听说有的老师指责学生被毛泽东思想洗了脑。毛泽东思想怎么了？华先生举了个例子，解放战争用算术的办法算出蒋介石共有多少个旅的军队，消灭他多少个旅和多久之后就能逼他转为战略防守，再消灭他多少个旅和多长时间之后，就能解放全中国。战事果然就照这样发展而且提前实现了。试问，世界上有哪个战略家有过这样的本事？再说，脑子是能洗的吗？华先生说他从小学英文，看美国电影，唱美国歌曲，读美国小说，在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念书，现在还在不断看美国人写的书和美国电视连续剧，他今年快八十岁了，美国人也没能把他的脑洗了。华先生和他的不少同代人对毛泽东思想，不是被洗脑，而是主动追求，生怕学不会。华先生倒是对自己有个要求，因为个人的专业涉及美国，面对强势文化、强势政治、强势军事和强势经济，人家掌握了国际硬通货发行权、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和方方面面的话语权，他告诉自己得随时警惕，要注意加强祖国文化的修养，要在两个国家利益发生分歧的时候，不做汉奸。从古到今，挟洋自重都没有好下场。
    在华先生报告后，与会人员就档案收集、学术伦理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