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么多人对译名问题如此认真地进行讨论，表明大家对翻译质量的重视，这是译好这套书的前提。希望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都能持续这种热烈的讨论。我也谈一下我的看法。
    我们当然不应指望靠这套书的翻译便解决学界长期存在的译名混乱问题，因为现代人实际上不知道古人是如何发音的，没有定于一的拼读法则。我们知道，现代一种语言都十里不同音。不仅英格兰人英语与威尔士人、苏格兰人英语明显不同，而且英格兰南部的英语与北部的英语与伦敦的英语都有所不同。再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内几个区的京腔有很大差别，更不用说房山区与延庆县的方言了。由此类推，不只阿提卡人与斯巴达人发音不一样，阿提卡的马拉松居民与苏尼奥的居民之间，口音也肯定差异很大。虽然书面古希腊文同汉字一样能够大体统一，但希腊文字与汉字的发音却在各地相去甚远，甚至根本就无法互相通过语音交流。同样，古代楔形文、象形文的发音在不同区域也肯定是南腔北调。
    所以，我们不必追求最准确的音译，因为我们无法确知最准确的音是什么，以什么为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我们这套书中保持译名的一致性。古代的人名地名如果有习见的译名，如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剀撒、图特摩斯、巴比伦尼亚、雅典、斯巴达之类，就继续沿用。如果按所谓古希腊文的发音规则翻译，雅典就应译作阿塞奈（Ἀθῆναι，），按现代希腊发音应是阿塞娜或阿希娜（Αθήνα）；斯巴达若用多利斯方言应译为斯巴勒塔或斯帕勒塔（Σπάρτα，最后一个音节若浊化则是“达”，天知道古希腊人怎么化），用阿提卡方言则应译作斯巴勒代（泰，Σπάρτη）。这样译就破坏了原有的认知秩序，只会造成学生与教师认知的混乱。
    但这并不等于说晓旭提出并提供的希腊中文译音对照表没有必要。毕竟《剑桥古代史》篇幅巨大，未知与略知的人名地名的数量远远超出以往，因此我们给以这样的词汇以相对较为合理的译名就有了确立标准的意义。同样，象形文、楔形文、拉丁文也可编制简明的译音对照表，格式以元音为经，辅音为纬，逐字母拼对。楔形文与中文译音对照表可由宇虹、玉书、刘健、李政商议决定；象形文译音对照可请金寿福君制作。诸君肯定会对统一后的具体卷册中的某些译名会有不同看法，那可以再提出来讨论。这样反复两次，就可确定我们全书的译名表了。其实名称只是一个符号，帮助读者去识别人与人、地点与地点的差别，我们不必拘泥于非此即彼的所谓“科学”或“准确”，实际上并无绝对只有相对的科学和准确。
    我个人提议我们对译名的翻译原则可以简述如次：熟知的中文译名沿袭就是，熟知与否由主编自己判断；明显错误的译名改正过来，如人名的世代序数的混乱；多数未知或少见的译名从读音，死语言从死语言（拉丁文从拉丁文···），活语言从活语言读音（法文从法文···）；选对应的汉字不应是偏字怪字，中文译名已经形成一套不成文的用字，如科、加、吉、斯、柯等等，不要为求对音接近而找“旮”之类的字。
    晓旭提出不必先做译名表而各卷册先自行翻译，最后集体统校的做法虽然是一个选项，但对一两册书可以，对19册就成本太高，要集体耗时耗力，且仍然难以统一，因为分组仍会出现混乱，最终还要统一次甚至几次，不确定性太大。以往的翻译经验证明，先做译名表是相对最省事的做法。19册的译名集中在一起，电脑可以按字母顺序瞬间排列成一个统一译名表。虽然这样的译名表起初会出现同一英文词多个中文译名的现象，但保留其中一个相对合理的并非难事。而且每册主编在制作自己承担册的译名表时一定也会认真推敲，我只是择其优者而已。我想有争议的词总是少数，返下去再返上来一两个来回，最后只好由我说了算了。
    现在各册如果分了工，为了提高效率，其实可以开始翻译正文了。因为译名表即使两个月或三个月出来，各册翻译也只是开了个头，对照统一译名表改正已译的部分可以说易如反掌。
    我担心一些卷册找的译者是新手，比如听说有人找本科生翻译。果若如此，日后审校时当主编的可就费力多了。恳请各位主编找对译者，并要求译者勤查词典，多查辞典，不要依赖金山词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