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佛瑞像的制作与流传是一个介于传说与史实之间的“历史事项”，在僧史文献中，“瑞像”作为佛像中一种非常特别的造像样式，其源头是“优填王旃檀瑞像”，即完全按照释迦牟尼佛成道后在忉利天为其母摩耶夫人说法时的形象雕刻的“真容像”。目前可见宋代以后的文献，一致认为中国传世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是由鸠摩罗什从龟兹带到中原来的。[1]鸠摩罗什从龟兹带“优填王旃檀瑞像”到中原的说法，在中国以至东亚学术界、僧俗两界都有深远影响。然而，宋代以前的文献记载却表明，中国传世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是梁武帝天监年间由扶南进贡而来。到底孰是孰非，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作为“众像之始”的“优填王旃檀瑞像”
    关于“优填王旃檀瑞像”，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从图像资料和发掘出土的文物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同佛教文献关于此造像的记载在发展序列上完全相反。[2]据马歇尔研究，佛教艺术的发展是从佛陀象征性图像到佛陀事迹故事画，最后才发展到出现佛陀偶像。[3]就是说，佛陀偶像的出现处于佛教美术发展的最后一个序列位置，是在1-3世纪才出现的。在此之前的佛教美术作品中，要表现佛陀的地方，都用佛足印、法轮、菩提树、墓塔或空出来的宝座来象征。[4]佛是不能被表现、描绘的，这是早期印度派佛教艺术家遵守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创作金律”。因而，目前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所公认的观点是，最早在公元1世纪的犍陀罗或秣菟罗才出现佛的造像。[5]
    然而，从早期的阿含部经典到中国历代的僧史文献，都主张释迦牟尼在世时就开始制作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是最早的佛像，是佛教造像的“众像之始”。
    《增一阿含经》卷28有释提桓因请佛升33天说法，优填王以牛头旃檀请巧匠制释迦瑞像的记载：
    是时，波斯匿王、优填王至阿难所，问阿难曰：“如来今日竟为所在？”阿难报曰：“大王，我亦不知如来所在。”是时，二王思睹如来，遂得苦患。尔时，群臣至优填王所……群臣白王云：“何以愁忧成患？”其王报曰：“由不见如来故也。设我不见如来者，便当命终。”是时，群臣便作是念：“当以何方便，使优填王不令命终，我等宜作如来形像。”是时，群臣白王言：“我等欲作形像，亦可恭敬承事作礼。”是时，王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优填王即以牛头旃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波斯匿王闻优填王作如来形像高五尺而供养。是时，波斯匿王复召国中巧匠，而告之曰：“我今欲造如来形像，汝等当时办之。”……波斯匿王纯以紫磨金作如来像高五尺。尔时，阎浮里内始有此二如来形像。[6]
    按《增一阿含经》的观点，佛陀的旃檀像、紫磨金像之最早制作发生在释迦牟尼在世时期，释迦牟尼到忉利天为其母摩耶夫人说法，波斯匿王、优填王因思睹如来而产生为如来造像的念头，因而，优填王用牛头旃檀、波斯匿王以紫磨金分别制作了五尺高的如来瑞像，[7]自此之后，阎浮世界才有了这最早的两尊如来雕像。关于旃檀瑞像之产生，《外国记》[8]又有这样的说法：
    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见佛，刻牛头旃檀作如来像，置佛座处。佛后还入精舍，像出迎佛，佛言：“还坐。吾般涅盘后，可为四部众作诸法式。”像即还坐。此像是众像之始。[9]
    此处说波斯匿王造旃檀佛像为佛教“众像之始”，而其他文献都认为最早的牛头旃檀瑞像是优填王所造。因而，将“优填王旃檀瑞像”或“波斯匿王金像”作为佛教造像之始的说法，是历代僧史文献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梁代高僧慧皎在《高僧传》中述及造像的历史时，将佛教造像的发展序列说得更为清晰明白，他说：
    昔忧填初刻旃檀，波斯始铸金质，皆现写真容，工图妙相……自收迹河边阇维林外，八王请分，还国起塔及瓶灰二所，于是十刹兴焉……尔后百有余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坏撤诸塔，分取舍利……是后八万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诸女亦次发净心，并镌石镕金，图写神状，至能浮江泛海，影化东川，虽复灵迹潜通而未彰视听。及蔡愔、秦景自西域还至，始傅画释迦，于是凉台、寿陵，并图其相。自兹厥后，形像塔庙，与时竞列。洎于大梁，遗光粤盛。[10]
    慧皎根据佛经和僧史典籍列出的佛教美术发展序列是：释迦牟尼在世时优填王、波斯匿王分别制作了旃檀和金瑞像，随后才是释迦涅盘、八王分舍利、阿育王造塔、阿育王女图写佛容、佛像东来等。美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个佛在世时就有“优填王旃檀瑞像”的说法，至少目前没有考古学或美术史实物加以支持，但是僧史文献中何以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发展序列记载？这应该是一种有意的安排，旨在突破早期印度佛教艺术中不许表现佛陀形象这个“创造金律”而制造的一种造像理论。没有这个安排，佛教发展中“造像崇拜”的需要就无法得到一个合法的立足基础。
    可以确认，在佛教文献中不论是言及“波斯匿王旃檀佛像”、“波斯匿王紫磨金像”还是“优填王旃檀瑞像”，都同“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联系起来，以此为“造佛像”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是早期佛教美术中相当流行的一个题材，[11]“优填王旃檀瑞像”的制作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最常见的故事或美术题材作为切入点，从而为“如来欲生人渴望”及生人“思睹如来”这两方面的“需求”找到恰当展现的场景，由此也为“造佛像”找到合适的发生场景和理由。此后，佛教史家或经典理论家又安排“优填王造像”腾空迎接说法下天的传说，从而使“优填王造像”摆脱仅仅作为“偶”的形象，成为一个有灵验的神像，并得到释迦牟尼佛的认可，使得释迦牟尼佛许下“吾般涅盘后，可为四部众作诸法式”的允诺，这就为“优填王旃檀瑞像”的产生与流传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佛不可以被表现”的旧例从此被打破，佛教的“像教”性质由此彰显。
    二、流传中国的三尊“优填王旃檀瑞像”
    在汉文佛史文献中，“优填王旃檀瑞像”是一个特定概念，它指的是佛经所载的优填王以“牛头旃檀”这种特殊材质制造的释迦为其母说法的像或后世其他木材质的仿制像，至迟自梁武帝时代开始就作为皇家代际传递的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灵异佛像而存在。在传世作品中，日本京都清凉寺的樱桃木旃檀瑞像是其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传世样本，[12]至于后世其他材质如金、铜或石质的衣纹与之相像的出水像等同类造像，[13]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不宜笼统地都称之为“优填王旃檀瑞像”。由此，本文所讨论的只是历代朝廷供奉的“优填王旃檀瑞像”，而非其他。[14]这种特指的由历代朝廷供奉传承的“优填王旃檀瑞像”，主要通过三种不同途径来华：一是鸠摩罗什带来的龟兹旃檀瑞像，二是南朝宋孝武帝征扶南所得旃檀瑞像，三是梁武帝遣使求取的瑞像。[15]
    （一）鸠摩罗什由龟兹带来的檀像
    建元二十一年（385）三月，远征龟兹的后秦大将吕光带着骏马万余匹，满载战利品踏上回归中原的路程。吕光此次回归中原，史载其“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16]在这些数量惊人的掠夺自龟兹的奇珍异宝中，应该也包括佛教的珍品。尤其是鸠摩罗什被吕光挟掳东归，如此庞大的运宝队伍，能带上旃檀瑞像自是情在理中。在僧佑《出三藏记集》和慧皎《高僧传》中，对鸠摩罗什带来龟兹檀像的事没有记载，最早的记载来自唐人撰着的《续高僧传》卷24《释慧乘传》：“（隋大业）十二年，于东都图写龟兹国檀像，举高丈六，即是后秦罗什所负来者，屡感祯瑞，故用传持。今在洛州净土寺。”[17]
    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续高僧传》的时候，此檀像尚在洛阳的净土寺，是举高丈六的大佛像。道宣仅仅是简单地提到有这样一尊像在洛阳，但是，自此之后关于鸠摩罗什负来东土的这尊“优填王旃檀瑞像”的驻留地的记载，却歧说纷呈，无法将其传承脉络前后衔接在一起。
    此像的流传脉络，较早的记载来自后周显德五年（958）金陵长先精舍僧人楚南的《优填王所造旃檀释迦瑞像历记》：“夫旃檀佛者，即释迦牟尼佛真容也……后鸠摩罗炎法师，背负其像，来自中天。昼即僧负像，夜乃像负僧。远涉艰难，无劳险阻。至于龟兹国，缘师有儿，王纳为驸马，而有遗体子，即鸠摩罗什也。后秦主苻坚，拜吕光为将，讨获西域，破龟兹国，夺像并师罗什，同归东土。后至隋炀帝驾幸扬州，迁于开元寺，建阁供养。”[18]
    按这个后起于五代时期的说法，鸠摩罗什随吕光而带到中原的“旃檀瑞像”，是其父天竺人鸠摩罗炎先带到龟兹，然后在龟兹停留很多年后，才由鸠摩罗什带到中原。那么此像可以归结为北传佛像。
    需要注意的是，楚南的这份记载，虽然名之曰《优填王所造旃檀释迦瑞像历记》，但是对于此像的流传脉络却记得非常模糊，仅仅涉及三个流传地点：龟兹、东土、扬州开元寺。鸠摩罗什本人未曾到过江南，那么这尊“优填王旃檀瑞像”是如何到达扬州的？按楚南本文的意思，似乎是隋炀帝将此像迁到了扬州开元寺。
    在北宋僧人元照所撰《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下三《释僧像篇》中，这尊佛像的流传脉络不但更为详细，而且还提出“宋武帝南迁佛像”的说法：
    时优填王思念如来，命目连引三十二匠往彼天中，以旃檀木各图一相。如是至三，方得圆足……鸠摩罗炎从西天负像欲来此方（指中国），路经四国皆被留本图写。至龟兹，国王抑令返道，以妹妻之。后生罗什，赍至姚秦。后南宋孝武破秦，躬迎此像还于江左止龙光寺（故号龙光瑞像）。至隋朝于扬州置长乐寺。[19]
    按照僧人元照的记载，鸠摩罗什带来的这个佛像后来被南朝宋孝武帝迎取到江南龙光寺，[20]到隋代才被移置扬州长乐寺，也就是楚南文本中所说的“开元寺”。
    （二）南朝宋孝武帝南征所获扶南旃檀像
    然而，关于宋孝武帝迎取的“优填王像”，唐代僧人释道宣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于楚南与元照的说法。按道宣的记载，龙光寺所供奉的旃檀瑞像，并不是鸠摩罗什从西域带来的，而是来自南传系统。此像是南朝宋孝武帝时期南征扶南所获，释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云：
    又问：“江表龙光瑞像，人传罗什将来，有言扶南所得，如何为定？”答曰：“此非罗什所得，斯乃宋孝武帝征扶南获之。昔佛灭后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罗汉优婆质那，以神力加工匠，后三百年中，凿大石山，安置佛窟，从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余尺。请弥勒菩萨指挥，作檀室处之。《玄奘师传》云百余尺；《圣迹记》云高八丈。足趺八尺，六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时，罗汉将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头牛头旃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铜像。凡夫今见止在下重，上四重闭。石窟映彻，见人脏腑。第六百年，有佛柰遮阿罗汉，生已母亡。后生扶南国，念母重恩，从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母供养。母终，生扬州，出家，住新兴寺，获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获此像来都，亦是罗汉神力。母今见在，时往罗浮天台西方诸处。昔法盛、昙无谒者，再往西方，有传五卷，略述此缘。何忽云罗什法师背负而来耶？”
    这段文献至少带给我们三点清晰的认识：（1）对于龙光寺旃檀瑞像的来源，唐代僧界流行鸠摩罗什带来这一说法，所以道宣在此处才以问答的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辨析，指出此像是南朝宋孝武帝南征扶南时带回来的；（2）龙光寺的这尊檀像是取自天竺大石山佛窟中的“小檀像”，同鸠摩罗什带到中原的“举高丈六”的大佛像至少在文献记载的尺度上有很大差别；（3）按道宣的说法，关于这尊扶南国“小檀像”的流传脉络是由北天竺到扶南然后再到江南建康，这在法盛、昙无谒所撰的5卷西行游记中有详细记载。
    综上，唐初曾被供养在龙光寺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是南朝宋孝武帝南征扶南所获，其流传路线是从天竺传到扶南，然后由孝武帝带到建康，是一尊南传佛像。然而，查诸正史并无宋孝武帝征扶南的记载，由此可以断定，此“龙光瑞像”的来历是比较模糊的，至少“龙光瑞像”由宋武帝南征扶南所获这个说法没有史实凭据。
    （三）梁武帝天监年间来自扶南的天竺旃檀瑞像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9《唐扬州长乐寺释住力》云：“初梁武得优填王像，神瑞难纪，在丹阳之龙光寺。及陈国亡，道场焚毁。力乃奉接尊仪及王谧所得定光像者，并延长乐，身心供养。”[21]按这条记载，龙光寺的优填王像并不是鸠摩罗什带到中原来的，而是梁武帝所得，后安置在龙光寺。南朝陈灭亡时，龙光寺道场焚毁，此像幸存。释住力是在隋开皇十七年（597）奉隋文帝之命重新修缮建立长乐寺道场，这时的长乐寺是兵火之后的残破之地，所以释住力恭请龙光寺幸存的“优填王像”和王谧所得的“定光像”，一并供奉。“优填王旃檀瑞像”是梁武帝获自扶南的这个记载，是目前诸多说法中唯一可以从多方面得到历史文献支持者。
    据《梁书》卷54《诸夷·海南诸国·扶南国》载：“天监二年，（扶南王）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22]按官方正史的这个记载，此像是扶南国于天监十八年（519）所供的“天竺旃檀瑞像”，但是在僧史文献中，却认为此像是梁武帝于天监元年梦见檀像入国，然后招募80人前往天竺，于天监十年方还，取得此像。此记载见于《广弘明集》卷15：“荆州大明寺檀优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监元年梦见檀像入国，乃诏募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监十年方还。及帝崩，元帝于江陵即位，遣迎至荆都，后静陵侧立寺，因以安之。”[23]这两个记载无论在时间还是传入方式上都存在一些差异，但是该像是在梁天监年间由扶南传入南方地区，并被安置在“荆都”则无可置疑。尤其《梁书》中“十八年，（扶南）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之记载，是确凿无疑的证据。释道宣在《道宣律师感通录》中辩驳当时流传的龙光寺所供奉的旃檀瑞像是鸠摩罗什带来的错误说法后，又对梁武帝时期传到江南荆州大明寺的旃檀瑞像之安置、仿刻等流传过程作了阐述：
    又问：荆州前大明寺旃檀像者，云是优填王所造，依传从彼漠来至梁。今京师又有，何者是本？答云：大明是其本像，梁高既崩，像来荆渚。至元帝承圣三年，周平梁后，收簿宝物，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法师，藏隐房内，多以财物赂遗使人，遂得停。隋开皇九年，文祖遣使人柳顾言往定寺僧，又求像令镇荆楚。顾是乡人，从之，令别克檀，将往恭旨。当时匠得一婆罗门僧名真达为造，即今兴善寺像是也，亦甚灵异。本像在荆，僧以漆布漫之，相好不及旧者。真本是作佛生成七日之身，令加布漆，乃与壮年相符，故殊绝异于元本。大明本是古佛住处，灵像不肯北迁故也。[24]
    由此可知，梁武帝天监年间传到江南的这尊天竺旃檀瑞像，先被安置在荆州大明寺，太清三年（549），梁武帝萧衍去世，此瑞像被从大明寺移到金陵，这应该就是“龙光瑞像”之来历。梁元帝承圣三年（554），西魏围攻江陵，梁元帝萧绎兵败被杀，被征服者扶植起来的后梁完全成了西魏、北周之傀儡，西魏军队掳掠梁京师奇珍异宝，僧珍法师用贿赂胜利者的办法将此像藏在房内，使之摆脱被北运过江的命运。隋开皇九年，在隋文帝的命令下，请一婆罗门僧人照荆州大明寺的旃檀瑞像仿刻一尊瑞像，被安置在长安兴善寺。然而，此尊仿刻瑞像与荆州大明寺的天竺瑞像已有很大差别。据此段文献所说，梁末僧人僧珍等为防备天竺旃檀瑞像被西魏、北周军队运往长安，就在旃檀瑞像身体上又“以漆布漫之”，使之“相好不及旧者。真本是作佛生成七日之身，令加布漆，乃与壮年相符，故殊绝异于元本”。因而，长安兴善寺仿刻的这尊瑞像已经大失天竺旃檀瑞像之原貌。即使是这样的仿刻佛像，也在后来的火灾中烧毁，据唐段成式《寺塔记》载：“靖恭坊大兴善寺，寺取大兴城两字、坊名一字为名。《新记》云：‘优填像，总章初为火所烧。’据梁时，西域优填在荆州，言隋自台城移来此寺，非也。今又有旃檀像，开目，其工颇拙，犹差谬矣。”[25]此段记载不但证明释道宣在《道宣律师感通录》中关于此尊旃檀瑞像的记载是可靠的，而且进一步辨明了三个问题：（1）大兴善寺的“优填像”在唐代总章初年被火烧毁；（2）可能当时坊间传言被烧毁的这尊“优填像”是自金陵搬迁来的“天竺旃檀造像”，所以段成式纠正说“非也”，否定了这一传言，可见其是仿刻品无疑；（3）此仿刻像被烧毁后，大兴善寺又仿刻了一尊“旃檀像”，但是其刻工之拙劣，以致段成式给出“犹差谬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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