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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少量是以刻经功德祭奠列祖列宗的，这是宋人祖先崇拜的表现方式之一。绍定四年（1231）昆山县城居住的范显“刊造宝积经一卷，集兹功德善利，资荐范氏门中祖祢、宗亲阖属神仪伏此胜因，超升净域。”又如“叶伯安洎合家等发心，刊造大藏《佛说龙施女经》一卷。所集功德，用荐门中三代、内外宗亲，仗此良因，起（超？）升佛界。”这两条记述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将自己祖宗排在前面，而将宗族其他亲属放在后面，这种亲疏秩序的排列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利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说明有着利他的想法。 除了追荐逝去亲人的亡灵之外，这些题记中还有一些专门用刻经功德庇佑某些特定的人和事的记述，毫无疑问，这些文字是宋人真实想法的流露。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长洲县的金铸捐款刊刻佛经一卷，“所集功德，保祐花男龙寿聪明日进，福寿增崇者。”主人翁金铸专门捐款150多贯刻经，为其儿子龙寿向佛教神灵祈祷，保佑其既聪明又增延福寿。毫无疑问，这充分展现了他的爱子之心，同时也说明，他的儿子极有可能出现了某些棘手的问题。景定五年（1264），“大宋国平江府昆山县全吴郡（乡）漳潭里居住奉佛弟子戴文昌妻吕氏三娘意者为男观寿行年一十二岁，正月十六日建生。发心施财，雕刊大藏经板五卷。所生功德，专为小男观寿增延福寿，灾障消除，凡在时中，吉祥如臻集者。”戴文昌夫妇应该是捐助了很大一笔钱，雕刻了五卷佛经。其所祈求的几乎与金铸相差无几，不过是为其子消灾祈福。淳祐三年（1243），儒林郎叶贲捐出366贯780文给延圣寺，刊刻《佛说大乘无量寿经》一部上中下三卷，“所集功德，保佑花男玉麟易长易养，集福消灾者。”由此可见，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似乎都存在重男轻女的想法。其原因在于，所有题记中都没有出现为某个女儿祈福的文字。 此外，很多人捐刻佛经，其所获得的功德只是考虑自身的利益，为自己祈祷。淳祐五年，从事郎、前绍兴府（山果）（嵊？）县尉、巡捉私茶盐矾监催纲叶崴（？）施舍钱财472贯700文，“刊造《光明童子因缘经》一部四卷”，其所想要达成的愿望是，“所集功勋，用伸保扶崴身宫康泰，禄善增崇，早生福德智慧之男，俾获富寿康宁之址。”应该说，他所希望的是通过刊刻四卷佛经的善举，保佑自己健康，官能越做越大，更重要的是尽快生下聪明智慧的男孩，并给他“智慧之男”带来福祉。毫无疑问，叶崴作为一名官员，他平日最为忧虑的恐怕就是身体、官位、儿孙这三种东西了，因而捐出一大笔钱给延圣寺，冀望达成这些目的。又如淳祐六年（1246），“平江府吴江县久咏乡廿八都长子坝字围田所居弟子奉三宝弟子陆德辉情旨，谨发心施财，刊《金色经》一卷。所集功德，唯愿早悟无生，无诸疾娄，身心安乐，修行进道，无魔无障，临命终，巳如若禅定者。”陆德辉希望通过刊刻《金色经》的功德，能在在世身心安乐，在修行佛道方面日益精进，并在临终之时得以善终。应该说，陆德辉本人就是潜心于佛教的在家修行者，他当然希望其所有付出的修为能得到某些回报。对于普通人而言，健康而又无病痛自然是人人都十分渴望的，陆德辉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其所追求的方式不同而已。 在《碛砂藏》题记中，有些捐资刻经之人是出于无奈，尤其是面对病痛折磨，很多人都愿意祈求佛教神灵保佑他们拥有健康的体魄。淳祐三年（1243），从事郎、监建康府户部赡军中酒库方密祖出资刊刻宋初僧人法天翻译的《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就是因为其兄方述祖突然双目失明。“密祖归依三宝，虔控丹忱。伏为兄奉议郎、新改羌（差？）通判无为军、赐绯鱼袋方述祖年越六旬，忽盲两目。切恐业通三世，冤夤求偿。又虑入仕以来，居家处己，或隐或显，获罪多端，定业难逃，遂成重厄。密祖以情关同气，力为求哀，至心亲书此经。仍施财入局，镂板代伸忏悔。恭望佛慈，摄受之下副（竖心貌）祷，使兄述祖除障难，决定光明，全赖施罗尼，是真归依处。”由此可见，方密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其兄长突患眼疾。在他看来，这是三世冤业所致，于是他亲自书写佛经并捐助延圣院雕刻佛经为其兄祈祷。这一记述可谓情真意切，充分展现了方氏兄弟之间手足之情，同时也表明宋朝的佛教徒信奉佛教是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的。无独有偶，淳祐二年（1242）一个赵姓司户的妻子张氏百七娘同样患了眼病，于是她出资刊刻《法苑珠林》一卷。“大宋国平江府长洲县凤池乡官太尉桥南水西面东居住奉三宝弟子张氏百七娘法名妙净意者，自身行年五十一岁，二月十五日建生。昨于二月以来为患目疾不安，至今未得全。可特发诚心施净财，恭入碛砂寺经坊，刊大藏《法苑珠林》第三十九卷。所集功德，用作保扶所患目疾速赐痊安平善者。”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居住在平江府城的吕颐仲“为女使施氏千四娘臂疾不安”，出资雕刻《放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八卷，其目的之一是“祈福保佑施氏疾病安愈，增延福寿者。”众所周知，女使乃是宋朝大户人家的女性仆人，主要从事私人家内劳动，通常认为她们本来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然而，此处的女使施氏千四娘生病后，其雇主吕颐仲专门为其刻经祈福，俨然如同自己的家人一般加以照顾、关心。施氏的际遇看来是可以颠覆此前学界对女使的固有认知的，但不知这是否带有普遍意义，抑或是与吕颐仲为佛教信徒有关，毕竟行善积德是佛教徒深信不疑的信条之一。不仅世人在疾病之时祈求佛神，宋代的出家人也是如此。咸淳五年，延圣院比丘惟晟出资刊刻佛经的题记写道，“自身为患气疾，不能安痊（抄录者误作”疒内差“），发心施财，刊雕《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二十七卷。所集功德，解释宿世冤雠，乘此殊勋，超生佛土。乞保扶身位气疾清除，增延福寿者。”在他看来，自己所患“气疾”（极可能是肺病），是前世冤孽所致，通过刻经功德，就能解除这些疾病的原因，进而达到去除疾病的目的。 然而，大多数的宋人题记都是综合性的祈愿，也就是更多地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他们虔诚地向佛教神灵祈祷以期达成各种美好的愿望。淳祐三年（1243），“承信郎、新特差充御前修内司勘给受给（衍字）、权两淮浙西发运司准遣陈镕同弟铁、媳妇赵氏、乳母茅氏、花男归孙谨发诚心，捐己资入碛砂寺大藏经坊，刊《大方广（物下心）持宝光明经》一部五卷，功德用伸追悼先考领閤陈公、先妣恭人韩氏、先叔九宣教、先婶婶王氏，同乘善果，早超天界。更冀胜因保扶门户荣昌，家眷平安。四时之内，永无不测之灾，阖宅室中，悉保多来之庆。”这是宋人在《碛砂藏》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题记。陈镕与陈铁兄弟居住在昆山县全吴乡第六保漳潭里，其父曾经担任“知閤门事”，是南宋皇宫中有着很大权力的六品武官。其叔叔为文官，最终官职是从八品京官宣教郎，估计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的。按理说他们应该居住在都城临安或是临安附近，看来他们不知何故迁到了昆山。此一记述表明，陈镕为奉佛弟子，其官职是从九品的承信郎。其弟陈铁尚未婚配，可知其父母、叔婶都应该是岁数不大便去世了，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导致陈氏家族家道中落，这对兄弟两人及其家人的打击可想而知，或许是他笃信佛教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与家人捐资雕刻五卷佛经，应该是付出了不少金钱，因而他们十分怀念其父母、叔婶，冀望他们在天之灵“同乘善果，早超天界。”然而，对陈镕兄弟而言，虽然沉浸在失去至亲的痛苦之中，但现实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因而他们更希望借佛神的庇佑，“保扶门户荣昌”，使自己的家人免去不测之灾厄，这应该才是他们想要达成的最为重要的目的。 事实上，这种利用捐助延圣寺刻经以祈求福报者并不在少数，他们都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希望通过施舍来消除自己或家人的各种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更如同是一种商业行为，这些捐助人将消灾祈福的愿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了金钱之上。这固然与信众深信佛教学说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及其民众的生存环境等诸多因素导致的结果。淳祐十一年（1251），“大宋国平江府吴县永定乡升平桥东街北面南毛亭大王管界居住奉佛女弟子杨氏四娘发心，施十八界官会壹伯贯文，恭入碛砂寺大藏经坊，刊造《法苑珠林》第五十七卷。所集功德，上悼妈妈安人夏氏往生佛界，乞回阴力，保扶身心安泰，寿命延长，宅门光显，眷爱团圆者。”这是一个乡村妇女捐助100贯钱雕刻《法苑珠林》时书写的发愿文，一则追悼其母夏氏亡灵，这说明她与其妈妈之间关系极为亲密，二则是神灵保佑自身健康长寿，阖家都能幸福团圆。类似的例子在《碛砂藏》宋人题记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了单纯为某人或某事而进行的捐助，这表明宋人祈愿多是多重用途的。也就是说，宋人信仰佛教是与现实世界的诸多利益相互结合的，而非单一的目的。嘉熙三年（1239），“大宋国嘉具（兴？）府华亭县长人乡十九保牛阳（场？）泾居住奉佛女弟子康氏三八娘同男五（王？）恩臻家眷等发心，施财柴（柒？）拾贯文会，恭入平江伏碛砂延圣院，刊造大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集兹功德，用伸追悼亡考康细七承事、亡妣王氏一娘、亡夫王五十一承事。更愿氏及男生生与佛为因眷，世世菩提结善缘，见存眷属各保安宁，已往先亡超升净域土，法界有情同成佛果。”康氏三八娘捐刻了一卷佛经，她想要祈求佛教神灵的包括四项，即追悼父母与亡夫，自己与儿子世代信奉佛教，在世与去世的眷属都得到幸福与安宁，信仰佛教的众生都能修成佛果。实际上，康氏的种种愿望反映了她悲天悯人的佛教情结，既是利己的诉求，也是利他的关怀。 应该说，佛教是讲求普度众生的，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修行或奉佛的弟子，他们不仅希望自身脱离苦海，同时他们也相信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世界上的所有众生都能超越生与死。“大宋国嘉具（兴？）府华亭县修竹乡四十一保仪风里居住奉佛弟子陈文之情旨，发心施官会柴（柒？）拾阡入碛砂延圣院，刊造《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所集善利，专伸回向真如实际、无上佛果菩提，上答四恩，下资三宥（有？），法界众生同成种智，有情同成佛果。随彼愿心，悉诸圆满。”陈文之刊刻佛经的目的，表面上是回报佛教神灵的庇佑。而实际上，所谓“四恩”，按照佛经的解释，具体就是君主恩、父母恩、师长恩、施主恩，“三有”是指有情、有识、有缘，几乎是涵盖了所有需要报答之人，也就是说，他要回馈的重点在于人世间的人和事，而不在于虚幻的神灵。在《碛砂藏》的宋人题记中就有很多与陈文之所祈求的内容相似的文字，嘉熙三年（1239），“平江府昆山县全吴郡（乡？）第伍保顾宣浦东居住奉佛弟子陈宝同妻薛氏二十八娘家眷等发心，施官会壹拾五贯，恭入碛砂延圣院，刊大藏《九色鹿经》一卷。功德上答四恩，下资三宥，法界冤亲，同生净土。”这种宽泛的祈愿对于祈祷者而言应该是有所指向的，但能否发挥他们想象中的作用却是无法知晓的，无论如何，这些人因此宣泄了思念亲人或是其他方面的情感，进而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这些捐助延圣寺刻经的佛教信众在他们的题记中很多并未直接说明需要祈求的神灵，但也有部分题记是予以明确的指向的。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九月，“嘉兴府华亭县郭邑西门博洞桥东街北面南居住奉佛三宝弟子马俊、妻朱氏百十一娘、男显祖、媳妇陈氏十二娘、孙男阿龙与家眷等发心，施财叁拾贯文，恭入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宝藏经坊，刊造《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板一卷，流通印诵。所集功德，祝献三界龙天、十方真宰、家堂侍奉香火、一切福德圣贤、合家十命吉凶星斗，保扶家门清吉，长幼成安。然后四恩俱报，三宥齐资者。”马俊及其家人刻经所得的功德是要献给五种神灵，并请求这些神灵保佑其家人安宁。端平元年（1234），阮大异刻经时写的题记写道，“所集功德，祝献诸天三界、十方真宰、行年本命元辰升（星？）君、宅堂香火，福德聪明，当州城隍、土地常受香火，一切圣贤，伏乞保扶宅庭光显，卷（眷？）爱安宁，凡在时中，吉祥如意者。”可知他与马俊虽然同为佛教信众，但他并不是只是供奉佛教神灵，同时还信仰城隍、土地神，且经常前往城隍庙进奉香火。应该说，此二人所奉的几乎包括了各路神仙，这不仅体现了宋人的泛神论倾向，且从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了宋人信仰神灵的功利主义目的。绍定六年（1233），延圣院僧人志圆为昆山县城捐过款的市民写下了这样的祈福文，“专为诸家施主拜献诸天三界、十方真宰、各人家堂侍奉香火、福德圣聪、行年本命元辰吉凶星斗，乞伏保扶宅门清吉，人口常安，吉祥如意。仍忏悔三业六根之重罪、十恶五逆之过愆，俱凭无上之良因，洗涤一时之清净。然后四恩普报，三有同资，随彼愿心，功德圆满者。”看来这是宋代佛教界较为通行的敬神方式，就是请来他们能够想象到的各路神仙庇佑家人吉祥如意，同时忏悔人生的种种罪孽，并凭借神力加以消除。 综上所述，就宋人祈愿的情形来说，基本上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儒家理念行事的。然而，由于儒家缺少类似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的神灵系统，为了实现孝道之类的理想，于是中国古人借用了很多本土或外来的神灵，构建起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神道体制。具体而言，宋人似乎并不是十分清楚究竟哪些神能对自己和亲属或是其他事物起到切实有效的作用。因而更多地是以行动表明其美好的愿望，而不是很在乎各种神的职能。另一方面，宋人捐资资助刻经有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毕竟每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千差万别，但无论哪种类型的题记，无疑都是捐助者真情实感的流露。然而，《碛砂藏》的宋人题记除了追荐祖先这一主题之外，实际上更重要的涉及捐助者的现实利益，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绝大多数题记都在祈求神灵庇佑自身及其家庭成员，即便是为亲属的亡灵祈祷，其最终目的无非也是为了在世者的安宁吉祥，因而宋人的佛教信仰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色彩。当然，捐助刻经客观上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扩大了宗教界与民间的交流与沟通，也极大地丰富了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 三、结束语 在区域史研究过程中，似乎很难绕过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以《碛砂藏》宋人题记为例，这些各色人等题写的文字从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以平江府为中心的区域社会的某些特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看似零散的点往往意味着更大范围的相似性，也就是说，与南宋时期的平江府相对应的是整个江南地区。如若再推而广之，从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点或可窥视某些局部或整体。当然，不同的区域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内涵，在没有厘清具体问题之前就进行某些不合适的类比，显然是行不通的。然而，佛教深入民间并得到广大信众发乎内心的信仰，宋代无疑是这一进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如果说唐朝以前的佛教带有某种程度的贵族性格或者说更多的是社会精英享有的精神食粮的话，那么，宋朝以后的佛教已然完全平民化了，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共有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平江府城乡居民与延圣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构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宋代社会宗教界与民间交流的缩影。 首先，佛教在当地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围绕雕刻大藏经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延圣寺通过多种方式成功地将各种类型的民间信众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使民众心甘情愿地出资出力，借以获得“功德”来满足他们的各种不同的愿望。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无论是佛教界，还是民间人士，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正是佛教界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过程使佛教得以深深地植根于民间，这不仅有利于寺庙举办各种法事活动，不断扩大佛教的影响，也有助于民众愈加深入理解佛教的各种主张，进而从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百姓的精神需求。其次，宋代社会有许多普通百姓信奉佛教，他们并未出家，而是在家修行的教徒。虽然尚不清楚他们是否严格按照佛教戒律行事，但从他们“奉佛弟子”的称谓来看，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是十分虔诚的。这些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他们的言行不仅影响自己及其家人，同时也会对邻里或其他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在宗教界与民间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使多姿多彩的宋人生活画卷得以呈现。再次，宋人之热衷于佛教信仰和其他各种宗教活动，实际上是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有各种不同的情感，也会遇到生离死别之类的人生大事。当他们无法解脱这些困惑之时，以出资刻经求取功德，这应该只是他们各种不同祈愿的方式之一，为了达成某些现实的愿望，他们会采取多种多样的途径祈求神灵。毕竟，他们希望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实现其美好的愿望。 注释： [1]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7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日］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第二部也有部分涉及，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版等等。 [2] 这批题记经过抄录和整理后汇编成册。笔者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晓教授和在日学者王瑞来先生从日本复印回来的。写作此文之际，要对两位学者的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然而，笔者所用的是日本学者的屋胜发表在《日华佛教研究年报》第一年的特辑号上的抄录本，可能是限于当时的条件，该本错误很多，凡是引文中带括弧者均为笔者所改正或是存疑的，但无论如何是聊胜于无的。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来源于的屋胜的抄本。 [3] 后一条“关西泰州”恐系的屋胜的误抄，笔者以为当作“秦州”，《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中的泰州一在江南，一在东北地区，都与关西不符。 [4]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7章。 [5]抄录者将“乡”误成了“郡”字。 [6] 此处若干卷都是由张璿出资刊刻的，而抄录者误抄了他的住址。准确的应该是“大宋国平江府吴江县久咏乡念染（廿？柒？此处误抄。）都后庇溪居住奉佛三宝弟子张璿。” [7]凡是括弧中带问号的字均系笔者所修改，或为疑似字。下文同。 [8]《东京梦华录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页。 [9]《古杭杂记》，《说郛》卷四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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