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接受中国佛教
    1.作为“引进文化”的佛教    笔者专攻佛教学，着重从思想方面研究日本佛教。众所周知，日本文化基本上是接受中国传来的文化，然后再进一步发展之。当时有的文化是从中国直接进入日本，但较多的是经由朝鲜传入日本。佛教的传入途径也完全如此。
    “引进文化”的特征之一，可以举出的事例就是，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吸收先进地区文化，另一方面就是对引进的文化根据日本国情进行改造。从江户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初期，屡屡被作为口号提出来的“和魂洋才”，意即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文明之同时，作为接受者的态度是，还要维持传统的儒教。当然，“魂”与“才”不能分开，思想界要接受比较复杂的改造。因此，汲取西方文明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同时，传统思想因近代的发展而大幅度改变了面貌。
    古代与中世的日本接受外来佛教的情况，亦复如此。日本并非仅仅简单地移植中国佛教，在接受阶段中，存在侧重面和选择角度，因而会出现很大的变形现象。在当时信息传达很少的时代，还存在不理解中国佛教整体形象、只夸大部分形象的情况。引进的佛教在日本历经曲折，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经过变形改造，以适应日本的国情。
    就日本佛教而论，其与总体中国思想或文化相异的特殊性，表现在并非单纯接受中国文化。佛教不是起源于中国，其源泉在印度。佛教也是中国接受的外来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特殊的地位。中国长期立足于“中华”思想，分明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自豪地觉得几乎所有文化要素都源出自己的国家。所以在西方文化传入之前，中国作为外来巨大的文化系统引进的，惟有佛教。
    佛教在中国的位置，历经曲折变化。佛教在中亚经过变形后，传入中国，印度语和汉语的语言结构完全不同，加之中国以古代文明而自豪，引进的佛教出现变形理所当然。不过无论怎样变形，人们必然时常会意识到佛教是外来文化。外来文化怎样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达到融合，也是人们时思考的问题。
    佛教于东汉时代传入中国，开初仅仅局限于由西域来的人们信仰佛教。迨及南北朝，南方汉族地区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皆广泛信仰佛教，势力超过了中国固有的儒教与道教。其间，二者之间有过激烈论争，有时发展到要坚决破坏佛教的地步。佛教的全盛出现在唐朝，与道教并列，被采用为国家级宗教。在这个时代，中国和西域的交流频繁，在中国历史上是国际化最充分的时代，也是中华思想受到淡化的时代。佛教新动向经由西域进入中国。
    宋代以后，中国失去了这种国际化，固有的儒教得到改造，并通过科举制度构成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根基，而佛教被思想界中心势力边缘化了。当时，印度佛教也衰退了，渐趋消亡，中国的外来刺激减少了。在如此状况下，佛教逐渐实行了中国本土化，失去了外来文化的性质，在中国文化的统合中占有部分位置。这种倾向在明代以后尤其显著，与儒教、道教形成三教，佛教占据一角，特别在民众信仰中，一直受到了坚定的支持。
    2.中国佛教与日本
    这里再审视一下日本。文化后发地区的日本，如前述，其大部分文化一边依赖从中国进口，一边对其进行改造，进而构筑自己的文化。中国传来的文化涉及诸多领域，其中最有组织性和体系性的，并且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惟有佛教。确实，中国唐代是日本最热心并大规模引进中国文化的时期，唐代是佛教兴盛的时期，其后，佛教是中国持续的文化进口之重点，如果说中国以儒教为中国的中心文化，佛教位于周边，那么，日本的特征则是：佛教被置于日本文化的中心。
    当年，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如上所述，中国佛教的特征是由印度传来的外来文化，日本佛教徒经由中国，遥望印度，具有双层的地理观与历史观。可谓“三国史观”。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是现实的，日本与印度的关系被梦想为不具现实意味的理想世界。许多日本僧侣憧憬印度，热望渡海前往。实际上，真如就计划去印度，于往途中辞世了。在这种“三国史观”中，与日本关系深远的朝鲜，其独自性却未得到认可。
    以下，回顾日本的佛教史。日本从中国接受了佛教，其间常出现一些偏差，并未原封不动接受过来。对此，再做一番稍详细考察。
    5世纪佛教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7世纪中叶之前，受朝鲜的影响强烈，来自中国的信息很少。中国佛教直接传入日本，在8世纪中叶以后。大量佛教典籍被遣唐使带回日本。然而，遣唐使没有原样引进中国佛教的主流倾向。奈良时代（8世纪）的日本确立的佛教学问，称“南郡六宗”。但中国不重视“六宗”体系。称作“宗”的这种组织化，在中国未必达到普及化。
    “南郡六宗”中势力最大的是三论宗与法相宗。二者之间反复展开论争，这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三论宗有一定实力的时期，仅出现于隋代吉藏的教义实现大成之时，旋即衰退了。7世纪三论宗经朝鲜传入日本，道慈（？-744）又将其传入中国。当时，中国没有三论宗这一派，人们认为，道慈传去的恐怕是法相系典籍或中观派文献，又加入其他要素，是传统教义经过补充后的三论宗。
    慈恩基（632-682）根据唐代玄奘（602-664）传来的新译唯识论书，确立了法相宗。玄奘健在时，新译唯识论书就传到了日本，最早何时传来，不甚清楚。一般认为，8世纪前期佛教最新研究状况已经传到日本，8世纪后期，三论宗和法相宗等六宗的教义已经消化了中国的研究成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然而，研究水平如此之高，未必意味着佛教实践性的发展。成为其后日本佛教发展之基础的，是空海的密教与最澄的天台学。他俩同时于9世纪初游学中国。与迄今的学问佛教不同，他俩要确立具有实践性的新佛教。当时，他们将从中国引进的新佛教作为依据，当然，这时引进日本的佛教，未必就是原封不动的中国佛教。特别是最澄，他学的是当时有些落后的天台宗学问，是远离长安的江南地区佛教，其准确性是个问题。最澄并非原封不动引进在中国已得到充分完善的教义，而是片段地引进了相当多的“非中心地区”的佛教，因此，日本反倒可以进行自由加工。对此，详情容当后论。
    继最澄、空海之后，圆仁和圆珍赴唐留学。着重学习完密教后归国了。这时，遣唐使渐少，佛教徒们依赖商船，靠个人渡海前往中国[1]。其后，唐朝逐渐陷入战乱，排斥佛教导致了佛教衰退，大陆佛教的引进，进入停滞期。确立了日本天台密教的安然（841-？），于877年获得入唐许可，他来到了九州太宰府，但没有方便的船，渡海计划只好作罢。其后，安然不再立志去中国，而在日本努力学习密教，并努力确立日本特色佛教。此可谓象征了当时日本佛教界的形势。
    从这个时期开始，约1个世纪内，日本与中国佛教的关系断绝了。众所周知，唐朝灭亡后，10世纪中叶的五代十国时代，日本与以江南为据点的与吴国、越国开展交流。阿育王塔被带回了日本[2]。吴越两国佛教兴盛，从高丽或日本搜求因战乱散佚的佛典。宋建国后，重新开始交流，特别以江南地方为中心，天台宗的复兴十分显著。10世纪后期，日本靠良源复兴了天台宗的学问，从此恢复交流。良源的弟子源信将自己的著作《往生要集》（985）送给中国。当时日本并非单向地从中国引进文化，还积极地向中国展示自己的成果。
    宋朝佛教复兴后，日本向宋朝寻求新信息，不断出现了瞄准中国的圣地渡海的僧人。特别是12世纪后期的日本，是社会巨变时期，佛教界也在寻求新动向，僧人入宋求法活动兴盛起来，其代表人物就是重源（1121-1206），他自称三次入宋。公认的将禅宗请进日本的荣西（1141-1215），也是当时入宋的重要人物之一。当时已是南宋，江南是佛教的中心。
    宋代是儒教复兴的时代，佛教偏离了主流地位。但从日本渡海而来的宗教者和学者，几乎都是僧侣，带回国的是宗教文化，儒教资料不过是作为次要资料带回国的。至于日本的儒教研究出现某种程度的兴盛，是由14世纪的室町时代开始，这也是在禅宗寺院中得到研究。儒教独立于佛教之外这一现象，开始于17世纪的江户时代。纵然到了江户时代，一般民众的信仰仍然以佛教为主。在以儒教为中心的东亚，如此现象是日本的特征。
    另一个受到关注的是，宋灭亡后，日本不是积极接受中国新的佛教动向，而是将宋以前的教佛视为理想教佛，并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发展的“三教合一”的民众佛教，日本不太关心[3]。当然，明清的文献也大量传入日本，被阅读了，而且那个时代的大众信仰有的也被日本接受了，但仅仅是一部分。日本始终重点思考的是唐宋的佛教，明清佛教没有被列为研究课题。不过明末的隐元隆琦（1592-1673）于1654年来日本时，传来了新佛教，给日本佛教界带来了很大影响，受到注目。
    3.相互理解与相互误解
    2007年3月，复旦大学开设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时，笔者被聘为学术委员。当时笔者以《异文化间相互思想理解的可能性》为题，发表了演讲，因与这次演讲有关联，笔者先在这里概述其内容。在异文化之间进行议论时，看似相互已经理解了，实际上理解的内容各自不同，相互出现误解并不少见。有时，相互出现感情化的反感，甚至发展成国际问题。
    作为具体事例，笔者从自己专攻的佛教思想方面举出两个事例，进行探讨。一个是9世纪日中之间关于草木成佛的论争。中国佛教倡说“非情”成佛。“非情”（无情）相对于有情，包括植物与无生物。中国虽然佛教倡说“非情”成佛，但始终以有情（有生命的主体之存在，众生，人与动物等）成佛为中心，“非情”成佛处于次要位置。接受了这种教义的天台宗提出的疑问是，无情的草木自身发心修行，不也是能够成佛吗？
    日本天台僧提出的各种教义上的疑问，通过留学僧传达给了中国天台僧，得到的回答是“唐决”这个概念。其中“草木成佛”问题是一大主题。但中国的解答只是重复传统的原则论。总结了这场论争的，是安然的《斟定草木成佛私记》。安然指出，日本方面的提问与中国方面的解答，二者错位，他认定日方提问的正当性。安然不承认有情与非情之间存在决定性区别。是故，非情的草木自体能够发心、修行成佛。虽说是“非情”成佛，中国注重人的主体活动，日本的想法是人与草木之间没有本质性区别，这是日中理念的根本性差别。归根结底，双方的议论没有达成共识。
    现在的学术议论的观点认为，中方与日方在议论上未必没有相互啮合。近年来，关于“本觉思想”的议论十分热烈。“本觉思想”是日本学会使用的概念，指的是在日本中世天台宗发达起来的一系列思想。这种思想全面肯定在佛教界被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的俗人，以及现象世界的总体，是一种不必修行的思想动向。根据这个立场，地狱原封不动就是完全的，草木原封不动也是完全的，没有必要改变之。之所以称其为“本觉思想”，意即“本来的觉悟”已经得以实现，“本觉思想”旧称“本觉门”，与通过修行而开悟的“始觉门”形成对照。
    日本关于“本觉思想”的议论，最近也影响到中国学者，中国也开始议论“本觉思想”。不过中国议论“本觉思想”时，作为典型置于心头的，是将“本觉”视为根本原理，从发生论角度思考世界，这是华严宗之类的思想，与日本相异。这种想法融进儒教后，对宋学中的“理”或“太极”产生影响。
    “本觉思想”有两种类型，即日本学者思考的典型与中国学者思考的典型，二者未必一致。因此，两国学者汇聚一堂讨论“本觉思想”，论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实际上却相互错位，发生了议论不能相互啮合的现象。
    这种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学术问题上。政治、外交问题上也可能存在。正因为是使用相同汉字的文化，为了不招致相互的误解，应当弄明确汉字在各自国家的含义，对此应当慎重探讨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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