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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引进中国“江南佛教”出现的变形现象(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日本研究》 末木文美士 译者: 参加讨论

    二、来自“边州”的反击--最澄与江南佛教
    
以上概述了日本引进中国佛教之际出现的变形问题。以下,对问题再稍加限定,就本文中心主题--日本接受江南佛教一例,来考察最澄(767-822)。最澄入唐之际,佛教中心在长安,江南佛教处于停滞状态。此时学习江南佛教,在最澄来说意味着什么?这里对此进行探讨。
    最澄780年出家得度,785年受戒。其后在比睿山一心修行12稔。797年以后,涉足社会活动。804年他乘遣唐使的船入唐,从明州经台州进入天台山,复由台州返回明州,进而赴越州(绍兴)学习密教,翌年归国。最澄在中国的活动,大致如下[4]:
    804年9月 从明州奔往台州,在龙兴寺师从道邃学习天台宗。
    804年10月 在天台山禅林寺师从褯然,接受禅学。当时,在佛陇寺还师从行满学习天台宗。
    804年12月 义真在国清寺受具足戒。
    805年 返回台州,由道邃授天台戒与圆顿戒。
    805年3月 返回明州。
    805年4月 赴越州,顺晓授密教。
    805年5月 离别明州,经对马岛归国。
    可见,在逗留唐朝的数月里,最澄精力充沛地活动在明州、台州、天台山、越州,这一带是极其明显的江南地区,远离都城长安。玄奘将佛教经典请到长安,加上后来密教传到长安,新佛教经丝绸之路相继进入长安,京城的佛教文化进入隆盛期。相比之下,江南之地已不是曾经的佛教中心地了。诚然,唐代的天台宗因湛然(711-782)而复兴,湛然以江南地区为中心,活动于这一带,但他的后继者都不及他,因而呈现出停滞状态。恰在此时,最澄入唐。最澄所到之地,并非佛教中心,接受的也非最新教义。最澄不懂中文,由弟子义真任翻译,一路同行。义真的语言水平究竟有多高,不明。据推测,与中方交往语言不太熟练,信息搜集也未必充分。
    空海与最澄相同,也是乘遣唐使的船入唐,但船漂流到福州,他从该地进入遥远的长安,在青龙寺师从惠果(746-805)学习密教,806年归国。空海具备了相当程度的中文能力,人们认为他在京城充分汲取了最新流行的密教后才归国。如此这般,最澄与空海形成对照,入唐求法,对二人嗣后在日本的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二人相比,最澄求法于江南并不意味着意义偏小。不如说正因为江南处于京城周边,学习了落后的教义,反倒表明这种教义不为随潮所左右,存在另一方面益处,即彻底掌握了这种教义之后,进一步改造之,很容易实行日本化。
    最澄晚年激起了两大论争[5],其一是与法相宗的德一之间展开的“三乘”和“一乘”的论争;其二是与南都的僧纲之间展开的“大乘界”论争。前者是关于《法华经》教理的解释,《法华经》的终极真理,将小乘的声闻、缘解与大乘的菩萨这三道统合起来,归于唯一之佛,这是最澄的“一乘说”。与此相对,站在法相宗立场上的德一则主张:“一乘说”带随意性,有三乘之别才是真实的。“三乘说”是玄奘请来的基于唯识说的学说,立足于亦可包容小乘立场的现实主义立场。与此相对,“一乘说”立足理想主义立场,瞄准的目标是到达唯一真理。“三乘说”与“五性各别说”(将众生的能力分为5个,是承认永不开悟的众生存在的学说)相结合;“一乘说”与“悉有佛性说”(此学说认为,所有众生的本性,皆可有开悟的佛性)相结合。
    在中国也发生了两者的论争,但仅持续一段时期就落幕了。最澄与德一之间的论争,是在日本继续了中国的论争。从都城的新学说这一点说来,法相系统的“三乘说”受到了关注,而最澄固守的“一乘说”毋宁说是古旧学说。最澄在《法华秀句》中卷里收集整理了中国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与论争史的资料,并将如此历史对象化,客观化,在此之上展开议论,这种姿态引人注目,这种姿态并不仅仅满足于从唐朝引进佛教,还可以在咀嚼消化外来佛教的基础上,追求自己的立脚点。
    大乘戒的论争,主要围绕戒律的实践问题。在中国由于南山律宗的确立,将法藏部的《四分律》作为具足戒使用,已成常识。与此相比,最澄认定这是小乘戒,大乘佛教必须使用大乘独自的戒律。大乘戒采用了梵纲戒,并向朝廷申请在延历寺设立大乘戒坛,以授大乘戒。对此,南都的僧纲表示反对,展开论争。最澄殁后,大乘戒坛得到认可。
    中国也使用了梵纲戒,它为确立大乘精神而存在,作为实用的戒律,具足戒必不可缺。梵纲戒原本是出家人或在家人皆通用的戒,作为赋予出家人的资格,显然不够充分。最澄将其作为用于正式出家者的戒,旨在强调大乘的纯粹性。这种时候,他将出家人与在家人的共通性视为有利条件,主张“真俗踊贯”。菩萨对待出家人与在家人态度一样,出家人与在家人能在各自立场上发挥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这个理念令日本佛教的世俗化得到发展,在形成日本独自佛教方面,有着巨大意义。但在另一方面,由于采用了与亚洲其他地区迥异的戒,使日本佛教趋于孤立。因此,中世前往中国的僧侣,尽管在比睿山接受了大乘戒,仅此,在中国不会被认定为标准的和尚。是故,甚至有的和尚带着在所谓东大寺接受了具足戒的假戒牒,前往中国。
    明确说来,最澄的主张带有强制性,纵然阅读《显戒论》,也未必能说具有说服力。譬如,印度和中国主张大乘寺院与小乘寺院明确分开,自有其道理。最澄敢于提出那样的主张,是因为他没有充分理解中国佛教的实情,将其理想化了。
    最澄未入长安,只求法于江南,没有充分理解中国佛教的实情,是最澄在这种论争中遭到批判的最大原因。最澄留下的《显戒论》,是关于大乘戒坛论争的资料,其中引用的南都方面的批判文章中,有如下论述:
    “入唐学生道昭道慈等,往逢名师,学行拔萃。天竺菩提,唐朝鉴真等,感德归化,传通遗教。如是人等,德高于时,都无异议。而僧最澄,未见唐都,只在”边州“,即便还来。今私造式,辄以奏献。其文浅漏事理不详。非紊乱法门,兼复违令条”[6]。
    最澄对此的回答,是强调自己接受的教理的正统性与重要性:
    “最澄义真等,延历末年奉使大唐,寻道天台,谨蒙国德,台州得到。即当州刺史陆淳,感求法诚,遂付天台道邃和上。和上慈悲,一心三观,传于一言。菩萨圆戒,授予至信。天台一家之法门已具。又明州刺史郑审则,更遂越州,令受灌顶。幸遇泰岳灵严寺顺晓和上、和上、镜湖东岳峰山道场,授两部灌顶,与种种道具”[7]。
    之所以限定于天台宗和密教,大概是因为二者每年的得度者皆可得到认可。最澄坚持说尽管自己没去过京城,但自己传播的是学自道邃与顺晓的佛法,可以信赖。
    最澄只知道“边州”,这种批判也出现在《显戒论》中卷,批判意见指出,通常宾头卢(十六罗汉之一)被置于食堂,最澄却主张将文殊菩萨置于此处。南都方面批判道:“最澄只在边州,即便还来,宁知天下食堂。[8]”对此,最澄反驳道:“最澄向唐,虽不巡天下诸寺食堂,已见一隅,亦得新制。[9]”他批判南都方面“你们连边州都没见过!”实际上最澄看到的确实不过“一隅”,正因为如此,他反倒可以不拘泥于事实,让教理靠近自己自由思考的理想形态。
    在与德一的论争中,德一称法相宗的论师为“中主”,称天台宗论师为“边主”,(《守护国界章》)并揶揄道:法相宗繁盛于长安,天台宗远离京城,位处江南。当时德一在会津,最澄在距日本京都较近的比睿山,二者比较,关系恰好相反,实在滑稽。故而最澄骂德一是“吃粗食之人”。
    最澄求法于远离京华的江南,而且是落后的天台宗,此事一方面能够使最澄的自由思想得以展开,另一方面又构成了最澄的弱点,成为受批判的对象。特别是由于空海将在长安直接学到的新密教传到日本,最澄被迫须与空海平衡对应。对此,正如《显戒论》所表露的那样,最澄倾注相当大精力去主张自己的正统性。《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与《显戒论》同时献给了天皇,于是,为了证明最澄从最高的师傅那里接受了最正统的佛教,禅、戒、天台宗、密教四者分别展示了各自的谱系。然而,审视实际为最澄授业的师傅,如上所述,显然并非当时水平很高的高僧。
    还有,现已明确知道《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的成形方面存在问题[10]。特别是祖师传记部分,人们认为继最澄之后,续笔很多。关于此事,最澄殁后,日本天台宗一边继续与真言宗、南都诸宗对抗,一边主张自己的正统性。因此,关于传承问题,流露出夸张与内容增广问题。尤其是关于密教问题,空海传来了中国中央地区最新的教义,天台宗方面传播的密教面临证明,即证明不劣于空海传播的密教。故此,一般认为,为了强化授教之师顺晓的权威,进行了大胆的夸大[11]。一般认为,仅靠如此权威化,还难以平衡对应,于是又强调全靠因圆珍与圆仁因入唐,才对密教进行了补充。
    以上,以最澄为例,考察了他于唐代去“非佛教中心地”的江南求法之后的影响。虽说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但绝非简单事情。综上所述,这般复杂曲折的状况,还应该缜密地继续分析探究下去。
    注释:
    
[1]榎本涉:《僧侣与海商的东中国海》,讲谈社2010年版。
    [2]奈良国立博物馆《圣地宁波》,特别展图录2009年版。
    [3]末木文美士著,张翔译:《他者·死者们的近代》,Transview出版社2010年版,《异文化间相互思想理解的可能性》,《复旦文史讲堂之一八面来风》,中华书局2008年版。
    [4]据田村晃祐著《最澄》,吉川弘文馆1968年版。
    [5]2007年11月20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作为论争的中心,围绕最澄思想概要,笔者做了演讲,题为《最澄的戒律思想--日本天台宗的形成与佛教的日本化》。
    [6]《传教大师全集》第1卷,第34-35页。
    [7]《传教大师全集》第1卷,第35页。
    [8]《传教大师全集》第1卷,第106页。
    [9]《传教大师全集》第1卷。
    [10]福井康顺:《〈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新义》、《〈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承前》,收入《福井康顺著作集》第5卷,法藏馆1990年版。
    [11]Jinhua Chen(陈金华), Legend and Legitimation: The Formation of Tendai Esoteric Buddhism in Japan, Institut Belge des Htudes Etudes Chinoises, 2009。陈详细考察了夸大的过程,澄清了其过程,结论是许多资料系伪作,这一结论稍显走极端,需要进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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