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由科举考试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空前发达，对当时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学术界对明代以前座主、门生关系的研究已有若干成果，其中尤以对唐代的研究最为充分，但对明代座主、门生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薄弱。①本文拟对此进行专门探讨，以期对推动该论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座主、门生关系的确立与时人评价
    与前代不同，明代科举考试的层级及其功名体系都空前完备，其产生座主、门生关系的机会也相应空前增加：科考、乡试、会试、馆选都可以产生座主、门生关系。由此，明代座主、门生关系在社会尤其政治场域中的密集程度也空前提高。其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应是由会试、乡试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二者又以会试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最受人重视。
    考官因赏识考生答卷而录取之，属履行职责，但对被录考生来说，则是天大的恩赐。因明代科举考试竞争空前激烈，每次考试达到录取标准的考生要远远大于录取名额，所以虽写得一手好文但在科举考试中屡遭淘汰的举子大有人在。如正统十三年（1448）会元岳正的考卷本已被“礼部同考误置落卷”中，只因主考官“侍讲杜公宁见之”，遂擢第一②；又如成化元年（1465）河南解元周冕，“凡七上礼部”会试，但最终还是名落孙山③；著名文人归有光，九岁能属文，“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四十四年始成进士”④。天启二年（1622）状元文震孟“弱冠以《春秋》举于乡”，曾“十赴会试”，才最终中式⑤。
    在考生中式与否带有很大偶然性的背景下，被录考生必然会对录取他的考官感恩戴德，故袭唐、宋、元以来之传统，尊其为“座主”，而自称“门生”，也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诚如万历二年（1574）状元无锡人孙继皋在给其会试座主陈蕖的信中所说：“饮水则思源，依木则思荫；一冠、一组，安所非老师赐也！”⑥
    一般情形下，考生只尊二主考官和直接录取他的同考官为座主，即王世贞所说：“翰林分考会试，虽本经房而不系所取者，不称门生。”⑦主考和同考座主在称谓上又有所区别，即顾炎武所说：“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⑧王世贞还进而指出嘉靖前后门生对座主称谓的变化：“嘉靖以前，门生称座主不过曰‘先生’而已。至分宜当国，始称‘老翁’，其厚者称‘夫子’；此后门生俱曰‘老师’。”⑨
    科举考试放榜后，门生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座主投“门生刺”，并“拜谒”和“贽见”座主，以确认座主、门生关系。关于赠送座主的礼物，据隆庆进士李乐载：
    吾乡孙屏石公，前嘉靖戊戌进士。余询前时大座师受礼不？公曰：时二主考为费公、某公，某出簾即吩咐曰：“诸生休听人言，买坏了叚币。每生各具清帕四方、书一册，送我两人。”一时诸进士皆如其言。至问本房座主何如？公曰：嘉兴屠渐山先生也并其书、帕不受；每门生至，款洽如家人父子；遇选、遇差，反加礼于诸门生。不知戊戌以后，何人受礼始；迄今难言哉！难言哉！⑩
    由上可知，在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时，门生贽见座主所赠礼物比较简单“各具清帕四方、书一册”；此后赠礼逐渐加重，以致隆庆以后，就“难言哉！难言哉！”。万历时，又形成“会试放榜次日，新郎君并集于”京城内西长安街射所“官厅内，请见两大座主，榜首献茶于前”的风俗（11）。
    明代也曾出现过座主、门生不相认的特例，即嘉靖八年（1529）“张璁、霍韬为主考，戒诸生不得修弟子礼”（12）。这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大礼议”有直接关系。张璁、霍韬都属议礼新贵，在当时朝臣和社会舆论中处孤立地位，甚至“举朝士大夫咸切齿”之（13），诸多新科进士也对其心存鄙视。即“举朝清议，尚目议礼贵人为胡虏禽兽，诸吉士不愿称恩地”（14）。与其让新科进士在不认座主上占了主动，还不如自己首先声明不认门生。这样，既可避免门生不认座主的尴尬；又可博得当考官只“为主求贤”而不以此谋私的美名。但实际上，张璁、霍韬并未放弃让所录士子执门生礼的要求。如陈束“出璁、韬门，不肯亲附，岁时上寿，望门投刺，辄驰马过之，为所恶，出为湖广佥事”（15）；又如唐顺之“改庶吉士，座主张璁疾翰林，出诸吉士为他曹，独欲留顺之；固辞，乃调兵部主事……十二年秋（1533），诏选朝官为翰林，乃改顺之编修，校累朝《实录》，事将竣，复以疾告。璁持其疏不下；有言顺之欲远璁者；璁发怒，拟旨以吏部主事罢归，永不复叙”（16）。可见，张璁、霍韬所谓的不认门生或“戒诸生不得修弟子礼”只是故作姿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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