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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余论 科举背景下的座主门生关系虽直接产生于以乡、会试为核心的各级考试，但本质上则是根源于皇权专制官僚制度。从皇权专制的本质来说，是要天下每个臣民都绝对忠于君主，而不愿意有像座主、门生这样的私人关系的存在；因此，才会有北宋初年对承唐而来的座主门生关系的禁革。但皇帝既不能一人独治天下，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也不可能由其独揽，他必须通过任命不同层次、类别的官员充任各级考官才能完成其事。这样，在合格考生众多而录取名额又极为有限的背景下（139），考生能否被录就完全取决于考官是否赏识其答卷；也即对中试者来说，其能榜上题名固然要感激皇恩浩荡，但首先要感谢的还是对其中试起了直接作用的房考官和主考官，因没有后者的录取，皇恩再“浩荡”也不会落到他的身上。所以，只要科举功名处于稀缺状态，只要考试中的录取权集中在少数几个考官手中，只要“录取者”和“被录取者”都能彼此确认，就会有座主门生关系的存在。不同的只是自明初至弘治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座主、门生总体上尚能“以义相结”，故这种关系尚能对皇权的巩固、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统治效能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而正德以后，特别是明晚期，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尤其是党争的日趋激烈，这种关系也就由总体上的“以义相结”变成了总体上的“以利相结”，其消极作用也就更加彰显而且占据了主导地位。 注释： ①目前国内对明代座主、门生关系的研究仅见熊召政《明代的座主》（《紫禁城》2007年第8期）、《明朝的座主和门生》（《文史博览》2009年第2期）二篇介绍性的短文发表。 ②[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七一《蒙泉公补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751页。 ③[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四《赠周君德中同知苏州府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422页上。另据笔者统计，明代解元考中进士者仅占解元总数的一半，也即有一半解元在会试中落第。详见郭培贵《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年龄与空间分布》，《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④[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7382-7383页。 ⑤《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第6495页。 ⑥[明]孙继皋：《宗伯集》卷六《答陈应翁老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1册，第334页。 ⑦[明]王世贞：《觚不觚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1册，第432页。 ⑧[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23页。 ⑨[明]王世贞：《觚不觚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1册，第435页。 ⑩[明]李乐：《见闻杂记》卷二《六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1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563页。关于该科会试主考官，据《明世宗实录》卷二○九载，“嘉靖十七年二月辛亥，命掌詹事府事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顾鼎臣、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翰林事张邦奇为会试考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4328页）；[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二《科试考二》也载，嘉靖十七年戊戌科会试考官是“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翰林院学士顾鼎臣、太子宾客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张邦奇”（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第1571-1572页）。俱无“费公”。《见闻杂记》此记恐有误。 （1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射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607页。 （12）[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禁师生》，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18页。 （13）《明史》卷一九六《张璁传》，第5176页。 （1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吉士不读书》，第200页。 （15）《明史》卷二八七《陈束传》，第7370页。 （16）《明史》卷二○五《唐顺之传》，第5422-5423页。 （17）详见郭培贵《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18）万历《明会典》卷七七《贡举·科举·会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50页。 （19）天一阁博物馆整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景泰五年会试录》，第1页；《天顺四年会试录》，第1-2页。 （20）万历《明会典》卷七七《贡举·科举·会试》，第45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