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万历至明亡时期：座主门生关系消极影响的泛滥 顾炎武对该时期座主门生关系的状况及其影响有如下概括：“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繇也。”（120）此论是大致符合史实的。具体而言，明后期座主门生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门生经常成为座主攻伐异己的工具。如张居正当政时，江西巡抚王宗载“欲杀刘台以快张居正之心，门生属官领其密谋，嗾台雠家诬奏”（121）。又如，居正卒后，张四维当国，欲倾冯保，“乃授意门生李植辈发保奸状，保及（王）篆、（曾）省吾皆逐，朝事一大变”（122）。再如，天启五年（1625）三月，“大学士冯铨衔御史张慎言尝论已，属其门生曹钦程诬劾，而以（周）宗建为首，并及李应昇、黄尊素。忠贤遂矫诏削籍，下抚按追赃”（123）。 其二，万历末年，“党魁”门生与首辅座主相倚“把持朝局”。即方从哲秉政时，“齐、楚、浙三党鼎立，务搏击清流。齐人亓诗教，从哲门生，势尤张”（124）。从哲及吏部尚书赵焕“两人一听诗教，诗教把持朝局，为诸党人魁”（125）。 其三，座主、门生互援入阁。如刘宇亮虽出身于庶吉士，但“性不嗜书”，而“善击剑，居翰林常与家僮角逐为乐，馆中纂修、直讲、典试诸事，皆不得与”。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因“座主钱士升为之援，又力排同乡王应熊，张己声誉，竟获大用”；崇祯十年（1637）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次年六月，孔贞运罢归，宇亮“遂代为首辅”（126）。这是座主援门生入阁的例子。还有门生力挺座主入阁的例子，即明末复社领袖张溥为周延儒门生，延儒于崇祯二年（1629）入阁，六年罢；十四年，延儒“获再相，溥有力焉”（127）。 其四，座主、门生相互包庇，朋比容奸。如“赵寿祖司饷蓟镇，为奸人熊应士等所欺，盗领饷米几万石、草十余万束、银千余两，全无稽查；彼时户部以门生之故，从轻议拟”（128）。又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詹事刘虞夔掛察典，因是首辅王锡爵的门生而破例留任。（129）此为当权座主包庇违纪甚至有罪门生的先例。以下则是当权门生包庇失职座主的例子，即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起义军“陷凤阳、毁皇陵”，凤阳巡抚杨一鹏该当失职之罪。时任阁臣王应熊为一鹏门生，恐帝闻讯震怒，乃留一鹏疏未上，“俟恢复报，同奏之，遂拟旨令抚按戴罪”。众臣以此交章弹劾应熊“朋比误国”；应熊在“疏辩”中，竟公然声称“座主、门生，谊不容薄，敢辞比之名”（130）！ 其五，对明末战事产生消极影响。天启元年（1621），后金相继攻陷沈阳、辽阳。为加强辽西防御，明廷擢王化贞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但其很快就与辽东经略熊廷弼发生矛盾，“时叶向高复当国，化贞座主也，颇右之”（131）。“化贞遗书向高，有‘麟阁奇勋，唾手以授老师’等语。已而，弃广宁遁，竟陷廷弼同逮。诸惜熊材者疏论辽事，遂有‘门生误老师’之说”（132）。甚至清高宗也对此发出如下感慨：“若叶向高尚为忠厚老臣，徒以庇其门生王化贞而亦有憾于熊廷弼。吁！师生门户之害人家国，如此之甚，岂不可畏哉！”（133）无独有偶，崇祯十四年（1641），周延儒当国，超拜门生范志完“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次年，复进志完左侍郎出关督师。但志完贪愞“无谋略，恇怯甚，不敢一战，所在州县覆没，惟尾而呵噪”而已，甚至领兵所到，肆行“剽虏”（134）。此等作为所致后果，自然可想而知。 其六，贽见座主花费加大。如王世贞说：“余举进士，不能攻苦食俭，初岁费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今遂过六七百金，无不取贷于人。”（135）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贽见大、小座主”费用“比旧往往数倍”。由此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一旦为官“何以教廉”！（136） 由上可知，万历至明亡时期座主门生关系的消极影响已经广泛存在于明朝政治的各个领域，深入到自最高决策到具体施政的各个层面，尽管其间“以义相结”的座主、门生仍有其人，如天启刑部尚书王纪“门生故吏累累起为名公卿，而一切馈遗咸挥却之不受，曰‘荐贤为国，非有私，何谢为’！”（137）又如，崇祯初，孟兆祥任吏部文选员外郎，“门生谒选，请善地，兆祥正色拒之，其人憡然退”（138）。但总体说来，座主门生关系的消极影响已超过其积极影响而占主导地位，成为促使明末政治日益腐败、党争日趋激烈、各种矛盾迅速激化、政权统治效力急剧衰退并最终走上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