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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劝谏座主。门生私下对座主进行劝谏，完全出自对座主的爱护。如正德初，刘瑾专权，内阁首辅李东阳弥缝其间，“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而气节之士多非之”；门生罗玘乃“上书劝其早退，至请削门生籍”（63）。态度虽显生硬，但爱护座主的用心仍昭然可鉴。万历初，张居正“枋国政”，门生邓以讚“时有匡谏”（64）。邹元标为阁臣朱赓门生，万历三十五年（1607），赓进位首辅，元标即写信劝谏赓道：“师肯心生平一辙，不忍伤一人、害一物，今必不忍以己之私喜、私怒而进退乎天下，天下又安能以己之私喜、私怒而窥吾师之倪也。”（65）马世奇为周延儒门生，明末“延儒当国”，世奇“务引大义规切之”（66）。有时，秉政座主也会主动向门生征询意见。如姚希孟“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座主韩爌、馆师刘一燝器之，两人并执政，遇大事多所咨决”（67）。 其五，资助穷困的致仕座主或已故座主家属。对有权位的座主报恩往往是门生们趋之若鹜的，因为由此还有可能获得座主新的提携；但明代也有不少对穷困的致仕座主甚至已故座主报恩的例子。如正德阁臣梁储“历官四十余年，归槖萧然，至不能治第”，最终还是在“门生相与经营”下才建成宅第。（68）又如，嘉靖时归有光载：“太仓陆虞部子如昔在严郡，有事浙闱，所得士三人，其二人，则汝宁太守长兴徐子与岳州守余姚金某也。虞部既没，二子鸣阳、鸣銮颇不能自振。汝宁前奉使吴中，寻访其家，厚加存恤；今年虞部故时第宅为人所侵，汝宁书抵岳州，复为书辗转讼理，卒得其直。刘子所谓羊舌下车之泣、郈成分宅之惠，于今见之。天下知笃门生分义者多矣，然不能不以形势为厚薄，其于二十年不忘于既没之后者，盖未之见也。”（69）再如万历时邹德溥以罪被“革职追赃，门生为之醵金以偿”（70）。 其六，为去世座主写纪念诗文、行状、墓志铭乃至治丧。如永乐时，翰林修撰徐旭卒，门生吴溥为其写行状；（71）解缙卒，门生曾棨为其写行状。（72）正统间，祭酒胡俨卒，“门生杨溥为之铭”（73）。成化间，阁臣商辂卒，门生尹直为之铭；（74）祭酒陈鉴卒，门生吴宽为其写祭文。（75）弘治间，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卒，门生倪岳为之铭；（76）吴宽卒，邵宝为其写祭文曰：“宝也，甲辰门生也，放榜之日，公在南宫，特举姓名，惟兹一言，终身是铭。”（77）正德间，阁臣李东阳殁，“诸门人哭公，有《国贤诗》一卷……迂曲之情不可已，敦厚之义不可穷，实近世以来师生之所鲜有”（78）。翰林学士蔺从善卒，门生倪谦赋诗曰：“碧山泉石赋归休，俄共耆英地下游。老去葵心猶向日，病余丝鬓岂禁秋。南宫阅卷思甄拔，东阁挥毫忆校譬。愧是门生情倍感，无从双涕奈横流。”（79）表达了对座主的缅怀之情。（80）嘉靖初，阁臣王鏊卒，门生顾清、祝允明分撰祭文。（81）明末左都御史鍾炌卒，门生高尔俨为之铭。（82）此类例子在明人文集中亦比比皆是。 有的门生甚至为已故座主庐墓、治丧。如明初霍州学正曹端“三典文衡，所拔皆文行兼优之士”，卒后，门生有为其“庐墓者”（83）。李东阳“卒之日，不能治丧，门生故吏醵金赙之，乃克葬”（84）。崇祯间，周延儒“赐死，亲暱者率避去，（门生）世奇经纪其丧”（85）。 以往关于座主、门生关系的研究只是注意到二者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结合。由上可知，座主、门生不仅是施恩与报恩的关系及利益共同体，而且许多座主、门生在长期的交往中，确实建立起了深厚真挚的情谊；另外，还有许多门生把对座主谨执弟子礼作为完善自身人格修养和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与座主的关系就不仅保持在座主在任时，而且还保持在座主致仕后甚至去世后。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准确理解二者关系的全部内涵，也才能解释在座主致仕乃至去世后，不少门生仍能一如既往地履行门生义务、对座主乃至其家属提供力所能及帮助的原因。 当然，在出现重大政治变局之时，个别座主、门生关系也会发生变异。如霍韬“举进士，出毛澄门下，素执弟子礼”；嘉靖初，因“议礼不合，遂不复称为座主”（86）。但最明显的还是万历初年数门生一再公然弹劾首辅张居正的事件。首发者，是巡按辽东御史刘台于万历四年（1576）正月劾张氏“擅作威福、蔑祖宗法”（87）。“疏上，居正怒甚”，廷辩曰：“国朝二百余年，未闻以门生排师长者，计惟一去以谢之！”帝遂令“捕台至京师，下诏狱，命廷杖百，远戍。居正阳具疏救，乃除名为民”；而实恨不已，故又“诬台私赎锾”，“遂戍台广西，台父震龙、弟国俱坐罪；台至浔州，未几，饮于戍主所，归而暴卒”（88）。但张氏对刘台的残酷迫害不仅未能震慑住反对者，还反而招来包括门生吴中行、赵用贤等在内的更大规模的弹劾。即万历五年（1577），“居正遭父丧，夺情视事”。中行乃首疏反对，言“居正父子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訏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并指出此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销变之道，无踰此者”！响应中行者，次日，“赵用贤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疏入”。居正大怒，“遂杖中行等四人。未几，进士邹元标疏争，亦廷杖；五人者，直声震天下”。至“万历九年，大计京官，列五人察籍，锢不复叙”（89）。 刘台、吴中行、赵用贤作为门生，为何敢于弹劾既是座主又是明朝历史上最具权势的首辅张居正？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继承明初以来文官敢言的传统（90），既然文臣敢谏皇帝者都代不乏人，那么弹劾权臣自然不在话下。二是张居正确有可弹劾之处，刘台、吴中行、赵用贤等人所论都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弹劾张氏“擅作威福”和“夺情”两点，更有制度和伦理方面的依据；这也就是刘台自称“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的理由（91）。三是弹劾者对个人名节利益的考量，即刘台所说的要“死且不朽”（92）。嘉靖后权臣无一得善终的事实，使刘台等确信权势空前高涨的张氏同样也不会得善终，故以门生身份反张，虽不合常情，且必遭祸，但更能博得“直声震天下”的效果；待张氏失势，自己就能平反复职甚至升官；抑或己不存，亦能依制荫子为官。而万历十年（1582）张氏死后，刘、吴、赵等人得平反昭雪的事实也说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万历间，又发生门生王士性弹劾辅臣申时行纳杨巍“邪媚”和门生丁元荐“专斥首辅王锡爵妬嫉”的事件（93）；崇祯二年（1629），再次发生门生丁进、李逢申弹劾阁臣韩爌的事件（94）；都属刘台等弹劾座主张居正的余波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