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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座主、门生关系对政治的影响 明代文官尤其是中上层官员，一般都具有座主、门生关系，故该关系自然会对明代政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在不同时期，其影响的性质及其广度和深度又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洪武至弘治：座主门生关系总体上发挥了积极影响 该时期的座主门生关系基本保持了“以义相结”的淳朴状态，故总体而言，对当时政治发挥了积极影响。如胡俨与杨溥就是这种关系的典范：“大学士杨溥乡试为首选，时胡俨与文衡，批所刊文曰：‘立玉阶三寸地，必能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孙弘之阿曲。’人以俨为知人。后俨为祭酒，溥已在禁垣，位益高，终身执门生礼，俨亦不辞，人两高之。”（95）杨溥在为胡俨写的祭文中也说：“区区昔承见许于文字之间，继而忝同官得相从者二十余年；先生致仕，以音问往来者又二十余年。区区夙夜砥砺，惟恐负先生所知，有玷于斯文，而未能也。”（96）可知，作为明代著名贤相之一的杨溥之所以能始终保持“质直廉静、恭谨有雅操”的品格（97），与座主胡俨的识鉴及期待是有直接关系的。此外，该时期的座主对门生为官一般也都是以“利民”、“恤民”、“为天下”、“竭忠贞”等理念相激励。如永乐十四年（1416），进士傅玉良擢常熟知县，到任即因民所急，修复当地琴川桥；座主金幼孜即在其《琴川桥记》中盛赞玉良“能因民之利而利之”的作为（98）。又如景泰初，南京吏部尚书魏骥“以请老至京师，大学士陈循，骥门生也，请间曰：‘公虽位冢宰，然未尝立朝；愿少待，事在循辈。’骥正色曰：‘君为辅臣，当为天下进贤才，不得私一座主！’……竟致仕去”（99）。再如，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邵宝出任许州知州，座主李东阳赠诗嘱之曰：“息争止暴是君事，百姓方赖太守贤。”（100）意犹未尽，又撰《诗序》赠之曰：“许当道冲，方困于旱暵，居者伤残，而流者尚未复，殆所谓盘根错节者也，国贤勉哉！拯菑恤患，锄强植弱，遍于一郡而浹于齐氏，俾人知文士之适于用，国贤勉哉！”（101）拳拳爱民之心与对门生的深切期待俱溢于言表，这对邵宝为官“尤急民事、躬课农种”和“雅有清誉”（102）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弘治初，南京礼部尚书黎淳刚简严重，“有门生尹华亭，以红云布寄淳，不受，即书封识上曰：‘古之为令，拔茶植桑；今之为令，织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103）其方式虽显得生硬，但其期望门生廉洁为官的用心还是十分清楚的。 当然，该时期也并非就不存在对政治产生负面影响的座主门生关系。如成化时，万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遇试，必令其门生为考官，子孙甥婿多登第者”（104）。但总体而言，这种以座主、门生关系谋私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尚未对政治造成严重或广泛的负面影响。 （二）正德、嘉靖、隆庆时期：座主门生关系消极影响开始显现 该时期绝大多数座主、门生仍然保持着“以义相结”的正常关系，如嘉靖初，进士黄正色为南海知县，“座主霍韬宗人横甚，正色绳以法，韬顾以为贤”（105）；会元瞿景淳每“至迁拜则往往逊其侪”，而“其乡人与门生相继秉国，公澹然自如也”（106）。但与此同时，“以利相结”的座主、门生也在增多，对政治的消极影响开始显现。如正德时，“朝臣各立从，或以门生，或以乡里故知附大臣，大臣利其侦事，护缺、曲庇、显升”（107）。杨一清为吏部尚书，兵科给事中王昂就弹劾其对门生“越次超迁”（108）。嘉靖初，詹事霍韬也弹劾杨一清“引门生冯清出镇宣大，交通中盐，买窝卖窝，军士激变，科道论劾，遣官往按，而一清遂嗾御史成英奏止之，以掩赃迹。自是边军愈横，边防愈坏”（109）。兵部尚书胡世宁则上言当时已形成的擢用翰林官讲究是否“门生”之弊：“不知是何年间，曾否奏准，限定翰林院官必是进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系内阁取中教养之人为其门生者方得选用……使后相承入阁者必其门生子弟，自相传受；后者未遇，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既老，责后人之报施；而凡身后赠、谥、荫子等事，不论忠邪，一皆预为已地，而尽力为之。”（110）三十二年（1553），杨继盛因弹劾严嵩“十大罪”而下诏狱，“坐诈传亲王令旨律绞”（111），也是因刑部尚书何鰲为嵩门生，“听嵩主使，遂拟此罪”（112）。 隆庆年间，高拱对座主门生关系消极影响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先是，拱首次入阁“屡被论劾”，门生齐康“意大学士徐阶主之，乃疏论阶险邪、贪秽、专权蠹国状”（113）。三年（1569），拱再入阁，掌吏部事，即擢门生陈懿德为“尚宝司丞，懿德乃与同门韩楫、程文、宋之韩及兵部郎中周美等日为拱恫喝……拱于是多改其门生为部属大理者悉以为给事、御史，而部之员外郎至知州入而实授五品者，亦得为给事”（114）。“其门生为台省百许人”（115）。“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116）。被韩楫等劾罢者有云南副使吴时来、大理丞孙丕扬和阁臣赵贞吉、殷士儋等。（117）由此，楫“历俸未久”，即被拱“超升为右通政”（118）。其铨选之任意，“自刘瑾乱政时一行之，数十年所未有也”（1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