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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明代制度，哪些官员可以出任会试和乡试的考官也即座主呢？ 会试主考官定额二人，洪武十八年（1385）至建文二年（1400），曾先后命翰林院待诏、前典籍、编修、学士以及王府纪善、礼部左侍郎兼学士、太常少卿等官员担任；永乐后，则一般由翰林春坊官或出自翰林春坊的阁臣及礼、吏二部长官兼翰林官者担任。（17）而会试同考官，洪武十八年规定为八人，其中翰林官和“在外学官”各占一半（18）；景泰五年（1454），同考官增至十人，其中翰林春坊官和科部官各占一半；天顺四年（1460），同考官增至十二人（19），其中翰林春坊官七人；成化十七年（1481），同考官增至十四人，其中翰林春坊官九人，余为科、部官；正德六年（1511），同考官增至十七人，其中翰林官十一人，科、部官各三人（20）；万历四十四年（1616），同考官增为二十人，其中翰林春坊官十二人，科、部官各四人（21）。总之，翰林春坊官至少占会试同考官半数以上，常态则在60%以上。 乡试主考官亦定额二人，永乐十五年（1417）以后两京主考定例由翰林春坊官充任（22），终明未变。而各布政司主考、同考及两京同考官，明初则规定“于儒官、儒士内聘明经公正者为之，故有不在朝列累秉文衡者”；景泰三年（1452），又“令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举见任教官年五十以下三十以上文学廉谨者”聘充各布政司主考及同考官（23）。但因教官“职分既卑”，其任考官又是由“御史、方面所辟召”，往往“听其指使，以外簾官预定去取”（24）；故作为监临官的巡按御史也往往被所取考生尊为座主，如福建晋江人蔡清就称其乡试中式时的福建巡按御史戴用为座主，其在以门生身份为戴氏写的祭文中有如下表述：“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公以侍御出按吾闽也，适大比取士之秋，如清不肖，实蒙奖拔。”（25）且因州县官在“诸省解试”中也往往“皆得阅卷，故其所取士，亦谓之门生”（26）。万历十三年（1585），明廷又把各布政司乡试聘教官主考一律改为遣京官二员前往主考；其中，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四省一员为翰林官，一员为科、部官；其余各省则以科、部官为主，辅以中书舍人、光禄寺少卿、尚宝司卿、大理寺副、评事、行人等官。同考官则聘教官和本省进士出身的知县、推官充任（27）；但实际情况，则是此后“教官日减”，而“知、推日增”；以致每科聘用“教官止一二人，亦有全不用者”（28）。即推官、知县日渐成为各省乡试同考的主体。 因考官掌握取士权，故充当考官是人共艳羡的美差。如天启四年（1624）“甲子岁，当乡比”，魏忠贤欲拉拢榜眼贺逢圣，遂“主廷议，推逢圣典南试；属所私谕意曰‘此出上公命，宜入谢’。（逢圣）笑而拒之，即日严装出都。忠贤怒，矫旨自涿州追还，以他僚往”（29）。在此，点派乡试主考官居然成为魏珰施恩的筹码。 明朝社会长期对座主、门生关系持肯定态度。如弘治、正德阁臣李东阳说：“座主之义，自有科举以来有之。盖凡出于其门者，或登堂而拜，或分屏而坐，有不同于途之人者。既其甚也，乃至于徇私而忘公，故宋之初尝革之，以为弊；其亦矫枉而过者哉！”（30）嘉靖时南监祭酒黄佐也认为：“国朝设科目，士子礼座主如师，所谓士伸于知己者，亦礼当然也。”（31）久困科场的归有光则对座主、门生关系有着更为深切的认识：“夫士以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终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亦欲得主司之贤以为归……予久困于试，而特为先生之所识拔，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倍于寻常。”（32）万历进士谢肇淛也同样认为：“拜主司为门生，自唐以来然矣！策名朝廷，而谢恩私室，诚非所宜；然进身之始不可忘也，士为知己者死，执弟子礼非过也。”（33）只是到了明晚期，由于座主门生关系已成为促成党争加剧和政治败坏的重要因素之一，故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才对该关系持明显否定态度，指出“至于有明，则遂公然谓之座师，谓之门生，乃其朋党之祸，亦不减于唐时矣”（3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