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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座主、门生关系的维系与个别变异 座主与门生既是施恩与报恩的关系，同时又构成利益共同体。所以如何维系和发展这一关系就成为座主和门生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且该关系也只有在彼此不断的互动中方能维系和发展。其间，对座主来说，就是要对门生尽爱护、指导、扶助乃至提拔之责，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赏识、鼓励与指导。如永乐十年（1412），金幼孜为会试主考，录得傅玉良、傅玉润兄弟。当二人衣锦还乡时，金幼孜乃赋诗赠曰：“昔年校士忝文衡，争睹朝阳两凤鸣。乡里共传登进士，交游为喜得门生。三年恋阙君恩重，万里还家昼锦荣。回首帝京须到早，上林春好听啼莺。”（35）表达了对他们的由衷赞赏和美好期待。进士刘咸擢四川佥事，行前，座主金幼孜勉其曰：“夫士志乎高远者，不以所已得为自足，随其所至，皆不忘乎学，是以源委深长，根本盛大，有非隘陋肤浅者所可及。”（36）激励之切溢于言表。又如，李东阳主成化二十二年（1486）顺天乡试，录得石珤。其在《送石邦彦检诗序》中也盛赞石珤“被简入翰林为庶吉士，凡预阁试辄在优等”和其待师“坐立称谓，匪惟不为抗，又若有过焉”的谦恭风度（37）。座主由衷的赏识与鼓励，对门生增强自信和积极上进自然会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在许多时候，座主还往往成为门生做人行事的指导者。如明末杨士聪载：“余门生周铨，初得第，嘉定长子名鉴者往拜之，欲认为同宗；铨以问余，余曰：‘令伯叔及昆仲，科第接踵，已是茂族，何借他人？若认为一族，后来只有损，更无益也。’乃止。”（38）再如刘理顺当明朝亡国之际，“有门生来谒，请所向；先生曰：‘既及吾门，须辨一忠字。’”（39） 其次，为门生“延誉”，以扩大其积极影响。如洪武十一年（1378），浙江解元郑真为晋王棡解读《春秋》，就是因其座主贝琼所荐。（40）景泰五年（1454）进士丘濬亦述会试座主李绍每为其“延誉公卿之间”（41）。弘治六年（1493）进士顾清也说会试座主陸简为其“延誉于公卿甚力”（42）。又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马孟祯“举乡试，主考官叶向高奇之，为延誉，声名大振，明年成进士”（43）。 其三，为门生升迁嘱托关系甚至直接予以提拔。如翟銮“尝以所厚门生张惟一属吏部尚书许讚，欲调之选曹”（44）。著名文人归有光“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馆选，出令湖之长兴，逾三载，仅迁判顺德府。高新郑，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铨，怜先生屈，拔为太僕丞，寻以太仆入司制敕，气稍发舒”（45）。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方震孺，座主“宰相叶向高器之，许以馆选；闻母小病，一夕遁归；相国为之惊异，令州县以最擢御史”（46）。皆为显例。 其四，救济与保护门生。如杨一清，“门生有以贫归者，发囊助给，率数十百金为常”（47）。又如，天启元年（1621），刑部员外郎顾大章遭诬陷，“危甚，赖座主叶向高保持之，下所司验问，都御史孙玮等白其诬”（48）。 对门生来说，则要对座主尽报恩之义务，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为座主拜寿。如“大学士李东阳生日，（鲁）铎为司业，与祭酒赵永皆其门生也，相约以二帕为寿，比检笥，亡有；徐曰：‘乡有馈干鱼者，盍以此往？’询诸庖，食过半矣，以其余诣东阳。东阳喜，为烹魚置酒，留二人饮，极欢乃去”（49）。梁储为其座主彭华作诗贺寿云：“乞归先伴赤松游，甲子今来又一周。发白已怜身早退，心闲还与国同忧。书成东里终篇后，名冠西江第一流。薑桂自怜偏性在，当时药笼愧同收。”（50）再如，李僚为“礼部主客，奉命册封蜀藩，有门生新蒞县，执贽为寿”（51）。 其二，为座主出版文集并撰序。如程敏政为其座主尹直文集作序述其缘起曰：“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泰和尹公先生既还政，退居其里之澄江之上，门生子弟相与诠次其文，号《澄江集》，为二十有五卷，以进士吴君必显亦门下士方知县事，畀而刻之。”（52）靳贵为其座主“少师西涯先生李文正公之集”作序表其文采曰：“至于成化、弘治间，人文之盛，于斯为极。公适出会其期，摅其所蕴，见于词章，高文大册既已光朝著而泽海宇，而长篇短述又皆流播四方，脍炙人口，盖操文柄四十余年。”（53）丘濬为座主李绍文集作序则叙其恩泽曰：“在学校时已稔闻诸公之名，及读书中秘，乃得亲炙之，而受拙庵先生教益为多……某老门生也，素有得于先生指教而知之为详，谨评其文以序之。”（54）此类记载在明人文集中可谓俯拾皆是。 其三，为致仕、出行座主送行。如正统中，翰林修撰杨寿夫致仕归乡，门生赋诗送行，刘球为序曰：“今之为诗以赠先生行者，皆其典文衡时所得门生也，以球父子皆出先生门，特俾之序。”（55）成化十五年（1479），南京吏部左侍郎钱溥致仕过南京，“所尝游于先生之门者，复各赋诗以颂，千载之盛遇，而道一时之别怀，厥既成卷”，共推倪岳为之序。（56）弘治初，祭酒郑纪还乡途经南京，“科、道、部、寺诸官僚昔出礼闱门下者四十余人，阖席为饯，叙座主、门生之礼”（57）。太子洗马梁储曾“主秋试于南畿”，所取“第一人曰姑苏唐寅”，弘治十一年（1498），储奉命出使安南，临行前，“寅合同榜赋诗以赠公”（58）。嘉靖四十四年，翰林编修余有丁还乡省亲，当年新取会试门生三十人“谓宜有文以送之”，并“以齿”推归有光为之序（59）。有时座主也对送行门生赋诗致谢，如倪岳因“所取士之仕于京者”二十二人为其“会饯于城东茶菴之新祠”，而“赋二诗以谢且致望焉”，中有“青尊绿酒城东馆，无限深情对别筵”的诗句（60），表达了座主、门生的真挚情谊。 甚至有的门生还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为遭罢逐或被逮捕的座主送行。如“山阴大司马吴兑，新郑门人也。隆庆丁卯，新郑高拱为华亭徐阶所逐，门生故吏无一敢送者，惟吴送至潞河，舟中握手，垂泣而别”（61）。又如，崇祯二年（1629），钱士升“以詹事召，会座主钱龙锡被逮，送之河干，即谢病归”（6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