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明的成长：新技术与知识的融通
    从历史上看，16世纪是中西开始直接交往的世纪，随中西直接交往发生的，是西传欧洲的享誉世界的瓷器交流。将青花瓷最早传入欧洲的，是16世纪率先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16世纪以青花瓷为载体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出现在欧洲和美洲人们的餐桌上，替代了以往的银器、陶器和木器，这种事实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一场文明交流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的传递与融通汇聚于其中。
    青花瓷是文明的载体和表达意义的符号。体现在器物上的，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的多元丰富内涵。例如在克拉克瓷上绘有的竹、梅，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成为理想的符号和象征，与中国士人“高风亮节”、“刚正不阿”等令人崇敬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有着联系；又如在克拉克瓷上典型的鹿纹装饰，鹿是“禄”的谐音，寓意是“步步高升”，成为生活取向的符号和象征，这些图案不仅在纹章瓷上，而且在克拉克瓷上多有表现，传递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普遍熟知青花瓷在日本、安南、暹罗的大量仿制活动，也了解青花瓷传入欧洲后，促使意大利佛罗伦萨、荷兰德尔夫特等地区大量仿造青花陶器的历程，更清楚地知道欧洲直至1710年德国迈森成功研制出瓷器，那是在青花瓷外销欧洲近200年以后的事了。但是，对于率先将青花瓷传入欧洲，开启了中国风的葡萄牙于17世纪初已产生了青花彩陶规模生产的事实，却鲜为了解。
    至今不能确定的是，克拉克瓷在葡萄牙首先仿造的确切时间。但根据里贾纳·卡拉哈尔的研究，无论如何可能在16世纪末已经仿造出一种彩陶器。因为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在1619年中国风格的瓷器仿造工业已经建立在里斯本，而且已有充足数量的产品去满足国内外市场。他指出，1619年菲利普三世访问里斯本时期，大量的拱门沿着里斯本的道路建立了起来，其中之一是由陶工装饰的。拉万尼亚描述这个拱门绘有一个陶工，他左手持一个陶轮，右手握一件在里斯本仿造的中国瓷器。靠近这个人物的地方，写有这样一首短诗：
    在这里，崇高的君主统治者，
    给你们提供来自国外的艺术，
    这是在卢西塔尼亚王国生产的，
    也就是之前来自中国的贵重卖品。
    在同一拱门上，另外一幅画显示出一个港口图景，那里正从印度回来的一艘克拉克船上卸载东方瓷器；同时，本地生产的瓷器，拉万尼亚称作“我们的瓷器”，正装上外国船只，那些船只将装载这些瓷器驶往外国。（78）
    依据里贾纳·卡拉哈尔的研究，葡萄牙仿制中国青花瓷的这个事实，已被在荷兰发掘的带有中国风格的葡萄牙彩陶碎片所证实。似乎已经没有疑问，整个17世纪，葡萄牙靠近或者就在里斯本的窑址中生产带有中国影响的彩陶。中国风格对于葡萄牙彩陶工业的影响，从16世纪末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
    里贾纳·卡拉哈尔将葡萄牙仿制中国克拉克瓷的彩陶画风格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7世纪早期，首先是模仿中国克拉克瓷原件的图案制作。第二阶段是在17世纪中的第一个四分之一时，画风已是中国和葡萄牙装饰元素的混合物。第三阶段是在17世纪下半叶，有了更多葡萄牙本土风格的图景。（79）笔者认为，第一阶段葡萄牙彩陶器与收藏于葡萄牙阿纳斯塔西奥·贡萨尔维斯博物馆的中国青花瓷器相比较，仿造关系清晰可见，在彩陶盘的中心，都是中国青花瓷常见的鹿纹；而第二阶段的彩陶器，里贾纳·卡拉哈尔认为有明显的中葡元素的融合，在笔者来看，已经有了更多的葡萄牙装饰因素，在盘的中心，出现的是西方纹章中常见的狮子，姿势是“单腿站立前跃式”，（80）显示出纹章与克拉克瓷特征的交融；到了第三阶段，则凸显了葡萄牙风格。将这个阶段的彩陶器，与澳门博物馆藏澳门圣奥斯定修院遗址出土万历青花开光花果纹碗碗心的鸟类纹饰相比较，差异很大，可见葡萄牙人已经将仿造的中国瓷器图案本土化了。然而，尽管彩陶盘的中心图像已完全西方化，边沿图绘也与中国青花瓷传统纹饰大相径庭，但是整体仍保留着克拉克瓷的特征，即开光形式。
    青花瓷大量输入葡萄牙，以蓝白釉彩和精美设计而大受欢迎。葡萄牙手工艺人开始模仿异国情调的花草、动物等来装饰陶器，并仿照青花瓷施以钴蓝色。青花瓷不仅改变了那里人们的物质生活习惯，而且里斯本仿制陶器的成功，使得以往只有王室贵族上层社会才能拥有的青花瓷器，在经过陶瓷业大量仿制后，成为一般民众的日常用品。这些陶器外观上与中国青花瓷相近，但是价格低廉，使中国青花瓷的影响普及到欧洲更多家庭。在葡萄牙学者迪亚士的纹章瓷专著中，收录了里斯本制造的两件纹章陶器，颇具典型。一件是盘，是典型的克拉克瓷开光装饰图案，绘有花卉和兔子，在底部写有“PAS”，说明是属于帕斯家庭；还有一件私人收藏的盘，上面绘满人物、兔子，在底部写有“ALBUQUERQUE”，即阿尔布克尔克。这两件完全仿造明代嘉、万年间青花瓷的青花陶器，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葡萄牙人和犹太人街区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制作年代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81）重要的是，葡萄牙人在荷兰人之前近一个世纪已率先将中国青花瓷器传入欧洲，并且似乎也率先仿造了彩陶，17世纪初里斯本已经形成了规模生产，输出到其他地方，这是应该进一步加以探讨的。
    商品生产求多求快和适应市场需求的规律，决定了葡萄牙在17世纪仿制青花瓷的彩陶成规模的生产。虽然造型和装饰越来越西方化，但是表现出一种新的装饰风格，是源自中国青花瓷。于是，我们看到了主体是中国式的中国、伊斯兰、西欧的装饰混合体。发展到此，青花瓷（陶）已具有多元的色彩，中华文明与印度的佛教文明、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教文明、葡萄牙的基督教文明相互融合，尽显其上。从一系列受到互动影响的中国瓷器和葡萄牙陶器上，我们可以看到16世纪中欧直接贸易的深远意义。
    上文依据出土数据，将青花瓷形成主流的时间定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来华以后，开展了大量瓷器贸易活动，主要进行的是青花瓷的外销。于是，不仅中国景德镇外销瓷出现了创新品种纹章瓷和克拉克瓷，而且在葡萄牙里斯本出现了仿造的彩陶制品。陶瓷器是重塑中葡关系的重要实物，雄辩地说明早期中西关系的建立，不仅只是充满了战争的冲突，而且还有文明的交融。葡萄牙里斯本的陶器是中葡陶瓷交流的结晶，构成欧洲中国风的起源之一，这是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外文明交融会通的典型范例。
    16世纪以来，中国明代青花陶瓷艺术外销到世界各地，逐步为全球所认识。当时欧洲的陶瓷业相对落后，青花瓷一经输入，即为欧洲社会所青睐，不仅葡萄牙有仿造，而且在西班牙乃至其在美洲的殖民地也有仿造活动。根据学者研究，西班牙的塔拉维拉（Talavera）制陶受中国青花瓷的影响也很典型，塔拉维拉制陶业在一些款式和装饰艺术上直接吸收了明代青花瓷的艺术特点和造型。传教士在1550-1560年把塔拉维拉陶瓷制造技术引入墨西哥，并最先被普埃布拉（Puebla，现墨西哥中东部州）陶艺人所接受，其陶瓷产品不仅深受中世纪西班牙摩尔人的影响，在产品的装饰和色彩方面又受中国传统陶瓷对西班牙的影响，其色彩主要为白底，绿或蓝色装饰，用独具特色的自然风景以及鸟类、鹿、鸭子、兔等加以装饰，具有明显的明代青花瓷的特征。17世纪是墨西哥制陶业的辉煌时期，具有青花特色的普埃布拉-塔拉维拉陶瓷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82）
    还需要提到的，是关于葡萄牙几乎随处可见的蓝白青花瓷砖。根据葡萄牙美术史家的研究，葡萄牙青花瓷砖艺术的来源有三：一是由阿拉伯人引入说，“在伊比利亚具有悠久传统”；一是自西班牙输入说，“几乎大多数是从安达卢西亚输入的”；还有一种是来自荷兰，“整个17世纪，大量的荷兰瓷砖画不断进入葡萄牙”。（83）显然，对于中国青花瓷器直接输入的影响考虑不足。中国青花瓷在元末烧造成熟以后，明初青花瓷并没有形成瓷器生产的主流，到嘉靖以后形成主流，经历了本土普遍化以后的青花瓷，接着就是外传。在16-17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的外销瓷都是青花瓷。如果说葡萄牙青花瓷砖与这一时期大量进口中国青花瓷没有联系，则难以解释此前青花瓷砖为什么没有盛行，而独在此时如此盛行；再者这一时期的纹章瓷和克拉克瓷几乎全部是青花瓷，而这两种青花瓷新品种，前者由于葡萄牙人的定制而诞生，后者的大批量生产，首先出自葡萄牙的需求，就是名称也来自葡萄牙船只，足以说明青花瓷出现变异新品种，与葡萄牙有着直接关系。第三，17世纪荷兰代尔夫特成功仿制、生产出白釉蓝彩陶器，也是在葡萄牙率先输出青花瓷几乎一个世纪以后，荷兰参与了大规模青花瓷贸易的结果。更何况葡萄牙里斯本在17世纪初已经开始成规模地生产青花彩陶。实际上，葡萄牙学者的主要关注视角“航海发现的进程”的“反馈影响”，也涉及这一问题：“至于那些保存下来的或是可以从神像画上考证出来的陶器，则首先表现出葡萄牙同非洲和中国的葡属领地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经过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之后，在葡萄牙十分流行，后来又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十分流行。一些诸如容器与细嘴水壶之类的用品的制造增加了，家用的象牙器皿也增加了，中国的瓷器也增加了，航海发现的进程使得‘反馈影响’日益普及。这表现在‘瓷砖铺盖’地面以及成片的瓷砖贴面上”。（84）明乎此，那么葡萄牙青花瓷砖的盛行，蓝白二色瓷砖画在葡萄牙17世纪末18世纪初长期占主导地位，在时间上与16世纪青花瓷风行全球的历史现象自然摆脱不了干系。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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