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字云崧，号瓯北，常州府阳湖县人，生于雍正五年（1727），卒于嘉庆十年（1814）。其一生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而此一历史阶段正是乾嘉考据学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史名家，诸如戴震（1723-1777）、钱大昕（1728-1804）、王鸣盛（1722-1797）等皆为考据学健将，考据之风弥漫当时的整个学界。然而，身处其间的赵翼，其治学风格却与此考据学风有同有异。故此，目前学术界对于赵翼史学的定位存在较大分歧：一般的观点往往将赵翼看作乾嘉考据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与钱大昕、王鸣盛合称为乾嘉考据史学三大家；[1]（P52）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赵翼治史迥异于乾嘉考据史学家，他“不是一位历史考据学家”[2]（P927）。那么，赵翼到底是否为考据史家呢？下面，我们拟从赵翼史学的渊源，以及赵翼治史与主流考据史家钱大昕、王鸣盛治史的比较出发以重估赵翼史学的定位。
    一、赵翼史学的渊源略说
    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给明末清初的学术界以极大的震撼。“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晚明学风，遂成为众多学者反思、批判的对象。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始倡实学、斥空谈，清初学风为之一变。其间，昆山顾炎武一方面推重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亦强调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对有清一代学问的影响至巨。然而到了乾嘉时期，外在的政治高压与内在的学术理路交互作用，乾嘉考据学者诸如戴震、惠栋、王念孙、钱大昕、王鸣盛等崇尚“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1]（P5）。他们倚重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将顾氏开创的征实以致用的学问发展为纯粹考证的饾饤之学，经世致用的学问宗旨遂黯而不彰。王国维曾总结清代学术曰：“我朝三百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3]（P97）可见，钱大昕、王鸣盛等人虽为考据史学之正统，但已丧失顾氏学问的博大气象与恢弘宗旨。
    与钱大昕、王鸣盛等正统派考据史学家相比，赵翼的史学可以说更全面地继承了顾氏之征实以致用的学问。《廿二史札记·小引》曰：“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然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赵翼史学之考据的内容，固然有许多错误，但不能否认的是，其归纳、比较的征实方法，以及关注治乱兴衰以经世的著述宗旨，确是对顾氏学问的全面继承。《廿二史札记·小引》曰：“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这一正言若反的话，道出了赵翼期许顾氏学问的消息。
    这就是说，赵翼之学与乾嘉考据学同出一源，既如此，他就不可能“飘然于乾嘉学风之外”[2]（P936）。不过，赵翼考史，确实迥异于乾嘉考据史学的主流，他突破了狭义考据，博涉二十四史，关注治乱兴衰，这与顾炎武贵创、博证、经世的治学宗旨[1]（P11～13）相遥接，对乾嘉考据学确然起到补弊纠偏的作用。但赵翼之学并非仅受顾氏的影响，其贫寒的家世，少年入京谋生的经历，汪由敦、李保泰等师友的切磋砥砺，以及与常州今文经学者的交往都对其治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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