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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视野下的赵翼史学 今人一般认为钱大昕、王鸣盛是典型的主流考据史家，那么，下面我们就将赵翼《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相比较，藉以审视赵翼史学的特点。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最大的特点，是按照正史原有顺序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孤立分散的考证。从考证内容上说，《廿二史考异》重点有二。一是史文校勘，即对正史及注文中出现的衍文、脱文、讹误、省文、脱简、重文、史文失序等加以改定、增补、删除；二是关于舆地、职官、天文历算、避讳、年代、氏族史实的考证。如钱氏考证《后汉书》的319个条目中，史文校勘的条目有102个，约占总数的32%；关于舆地等内容的条目共214个，占总数的67.1%。钱大昕认为史家应“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4]（P869），这一主张在《廿二史考异》各卷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又如，《廿二史考异》之《晋书》部分共373条，其中属于史文校勘的有75条，占总数的20.1%；对舆地、职官、天文历算、避讳、年代、史实的考证和评论共有272条，占总数的72.9%；对《晋书》义例的评论有26条，占总数的7%。针对两晋时期地理建制的巨大变化，钱大昕对侨置州郡等内容甚为留意，考证舆地的条目多达110条，占条目总数的40.4%。东晋南渡后设置许多郡县，以安置北方流民，这些郡县都以流民原居住地郡县名称命名。南朝刘宋时为避免与北方同名州郡混淆，在州郡名称前例加一“南”字，如南青州、南兖州、南徐州等。这本是刘宋时开始实行的政策，但唐修《晋书》时误以为侨置州郡自东晋即已实行，因此造成沿袭千年的错误。[4]（P431～432）钱氏以其精审的舆地之学彻底纠正了《晋书·地理志》的错误，得出“晋侨置州郡无‘南’字”的重要结论，此发千年之覆的精核考证至今为现代历史地理学者惊叹。 与《廿二史考异》一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也是按照正史的原有顺序进行考证，但与钱氏稍异的是，王氏除了孤立分散的考证之外还注重阐发深刻的历史见解。《十七史商榷》对《后汉书》的考证，史文校勘共85条，占总条目的45.2%；而典章制度、年代、避讳、人物事迹、史实考评共78条，占总条目的41.5%。在这些考证的条目中，最为突出的内容是，王鸣盛往往择取历史上关系甚大而被人忽略的问题，钩稽贯穿分散的史料、史实而得出自己的洞见。如“台阁”制度是刘秀为加强皇权，削弱相权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导致东汉后期宦官专政，对东汉以后的政治制度影响甚大。王氏根据《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对台阁制度的记载对其加以深入考证与综合分析，探讨了汉三公九卿与宫内尚书、中书的权力矛盾，认为西汉宣、元二帝以后，宦官逐渐掌握机要，弘恭、石显为皇帝所宠信，先后任中书令，权力超过公卿，而公卿萧望之反被宦官排挤杀害。三公与尚书、中书之间的关系是：“以三公与尚书对言，三公不及尚书；尚书与中书对言，尚书又不及中书。”[5]（P260）这较为准确地揭示了西汉以来上层政治权力关系的发展与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超越了对表面的历史事实的孤立考证，而向着洞察人事幽微、揭示历史演变的方向发展。 而《十七史商榷》之《晋书》部分，共259条，史书义例评论共21条，占总数的8.1%，主要讨论《晋书》义例的得失；史文校勘共92条，占总数的35.5%，主要是对《晋书》的讹误、衍文、脱文给以改定、删除、增补。典章制度、舆地、年代、避讳、官制、人物事迹、史实考评共146条，占总数的56.4%，是《晋书》部分的主要内容。王鸣盛对东晋政治史诸多问题的研究尤有建树，每多新颖独特的观点。如《十七史商榷·晋书十》之“东晋国势不弱”条，曰：“东晋君弱臣强，势则然矣，而其立国之势却不为弱。刘琨、祖逖志在兴复，陶侃、温峤屡有诛翦。恒温之灭李势，谢安之破苻坚，刘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龄石之斩谯纵，皆奇功也。”[5]（P387）王氏有理有据地阐述了东晋的立国之势不弱，结合东晋之初的历史可知，其阐述确有洞见。 与钱氏《廿二史考异》、王氏《十七史商榷》不同，赵氏《廿二史札记》一方面最为关注“史法”与“史事”，另一方面不作狭义考证，而是善于在考证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观点。“史法”主要分析二十四史的编撰得失，“史事”则集中探讨了历代的风俗、政事。如《廿二史札记》之《后汉书》部分，首先两条目探讨了“《后汉书》编次订正”和“《后汉书》间有疏漏处”；其次四条“汉帝多自作诏”、“光武信谶书”、“光武多免奴婢”、“东汉功臣多近儒”则是对东汉初年历史的总结和评价，基本概括了东汉初年的时代特征和政治大事；而“东汉四亲庙别祭”、“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外藩入继追尊本生”、“东汉废太子皆保全”五个条目则分别讨论了东汉皇位继承的特色。“东汉尚名节”、“党禁之起”、“东汉宦官”、“宦官之害民”、“汉末诸臣劾治宦官”、“宦官亦有贤者”则全面探讨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和宦官专政产生的原因、发展经过及宦官、朝臣双方的斗争经过。其他如“累世经学”、“召用不论资格”、“擅去官者无禁”、“籍没财产代民租”多关于东汉的经学和吏治。[6]（P80～119）在有关《后汉书》的25个条目中，考论史事的内容达到90%，基本上包括了东汉时期的军国大事。而考察这些条目可知，它们皆非孤立考证，而是立足考证以阐发“风俗之递变、政事之屡更”及其内在的原因。 《廿二史札记》之《晋书》部分，共17条。其中，5条内容集中讨论《晋书》的编撰得失，占总数的29.4%。赵翼认为《晋书》的长处在于不专据臧荣绪一书，而是参考各种晋史，叙事“爽洁老劲”、“详而不芜”，列传编次“位置得当”、“甚有斟酌”等。而其缺陷在于人物评价褒贬失当，内容“好采诡谬碎事”，史文“竞为艳体”。[6]（P152～153）《晋书》部分重点在“史事”，共有12条，占总数的70.6%。其中，关于社会风俗的条目共有4条，重点探讨了“六朝清谈之习”的历史原因、弊端并将其在南朝各个时期的不同表现进行了精要的总结和概括。其余两条目，一条“唐人避讳之法”总结了唐人修史避讳的三种方法，另一条“建业有三城”则是历史地理的小考证。除上条目外，其他6条则全部是讨论东晋南朝的重大政治问题，占“史事”内容的50%。其中，赵翼于“东晋多幼主”、“晋帝多兄终弟及”、“愍、元二帝即位”三条探讨了东晋多幼主的原因：“盖运会方隆，则享国久长，生子亦早，故继体多壮年，所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及其衰也，人主既短祚，嗣子自多幼冲，固非人力所能为矣。然东晋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辅相之力。”[6]（P163）赵翼以“运会”解释历史，虽有一定的神秘性，但落脚点依然在人事，其合理性不言而喻。而“九品中正”条，赵翼不仅全面考察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产生原委、变化过程，也深入分析了它的利弊得失以及它虽然弊端百出却又“莫之能改”的原因，可谓古人关于九品中正制度研究最全面、最深刻的见解。赵翼于“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从寒人、门阀大族以及君主三者的关系深入分析了“寒人掌机要”的原因、利弊，显示出高超的综合运用史料、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 综上，可以看出钱氏、王氏与赵氏治史的不同特点： 其一，王鸣盛尤其是钱大昕善于做孤立分散的考证，而赵翼治史很少做孤立考证，他善于归纳同类事物以提出“公则”。就《后汉书》和《晋书》来看，赵翼并没有按照它们原有的顺序孤立分散地逐条作札记，而是按照自己对东汉、两晋历史的理解，以问题统领同类史料，以同类史料佐证自己的观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钱氏、王氏是校史和考史，赵氏则是以考史的形式来著史，抑或说是考史和著史的结合。 毋庸讳言，钱大昕、王鸣盛对历代正史校勘和考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也不应否认，对正史的校勘、考证与对历史和史学问题的阐释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史文校勘和史事考证是对基本的历史资料和历史事实自身的个别判定，历史的编撰和史实的阐释则是对历史和史学深层次问题的纵横联络与综合分析，已进入到历史解释的范畴。前者固然是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但若仅仅停留于此，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就不可能提高和进步，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方能促进史学的发展。 其二，赵翼治史的领域和重点与钱氏、王氏的差异，反映了三人治史旨趣的不同。三部考史著作的自序清楚地表明三大家治史旨趣的差异。《廿二史考异·自序》云：“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纠纷，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穿，了如指掌，良非易事。”可以看出，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的主要目的是“校勘”，是解决史书存在的“文字”、“义例”、“舆地”、“职官”问题，为后世读史者扫除障碍。《十七史商榷·自序》云：“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迄五代史。……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较之一周者。予未为改伪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踳驳，以成是书，故名曰商榷也。”可以看出，王鸣盛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两种，一是校勘，二是考证。赵翼的治史旨趣与钱、王明显不同。《廿二史札记》的治史旨趣则在于辨明“史法”，探究“史事”：前者是对历代正史撰修经过、著者、著史岁月、内容真伪、体例得失进行的集中探讨，后者则主要探究历代“风俗之递变、政事之屡更，及关于治乱兴衰之故”。所以，钱大昕治史偏重史文校勘、史地勘正，最能体现乾嘉考据史学的特色；赵翼治史则偏重史书编撰与经世致用，考证方面疏漏较多；王鸣盛治史的特色则介于两者之间，兼重考证史实与阐发史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人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考证学风向经世学风、“考史”向“著史”的转变，三人从不同侧面继承、发扬了清初顾炎武等人所开创的征实以经世的学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