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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杜维运先生曾指出，赵翼著述“错误百出，考据实非所长；历史考据学家治史，也非为著史，而为考史……赵翼则不考史，而致力于历史解释，超越于孤立的繁琐事实之上；历史考据学家治史，更为考据而考据，不为经世，赵翼则寓经世思想于著述之中”[2]（P936）。这一论述确有洞见，然而，他由赵翼著述“错误百出”、“寓经世思想”而得出赵氏“不考史”、非考据学者的结论，则不足以让人信服。 其一，一个学者是否为考据学者，不能从其考史的错误多少来判定。赵翼之《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等著作，其考史的条目比比皆是，仅《廿二史札记·卷一》就有“司马迁作史年岁”、“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史记律书即兵书”等。如“司马迁作史年岁”一条，此条属于驳正他人的观点，赵翼首先指出有论者谓司马迁作史始于李陵之祸，接着他从《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等篇章找出许多证据，指出司马迁著史远早于此。当然，赵翼并没有就此而止，他不仅详细推算出司马迁修史花费时间长达20余年，而且还罗列了欧阳修等人修《新唐书》花费17年、司马光等人修《资治通鉴》花费19年等同类事件，由此得出著史当审慎不可“聊而命笔”的结论。显然，赵翼既考史又超于考史之上，善于从同类事件中归纳其中的“道理”，可谓有“理”有“据”。当然，赵翼考史多误，也是毋庸讳言的，杜维运先生曾作《廿二史札记考证》，指出《廿二史札记》错误多达399条。但是，乾嘉时期主流的考据学者如钱大昕、王鸣盛诸人亦有不同程度的错误，《陈垣史源学杂文》一书就对钱大昕尤其是王鸣盛考史的错误多有驳正。 其二，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杜先生认为乾嘉考据正统派学者如钱大昕、王鸣盛等人“为考据而考据，不为经世，赵翼则寓经世思想于著述之中”。实际上，以钱氏、王氏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亦有经世致用的主张。例如，钱大昕亦主张史著选择人事当关乎法戒、纪治，他说：“事之无关法戒，人之无足轻重者，削删节之。又史以纪治忽之迹，非取词章之工。”又说：“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揜，奚庸别为褒贬之词。”[7]（P284-285）再如，钱氏关心黄河治理，《十驾斋养新录》有“河防”条专门谈论黄河治理，这些都表现了他经世的一面。同样，作为一个考证史家，王鸣盛除了注重考证史实之外，也具有“治史通识和独到见解”，如王氏关于“台阁”制度的考证就蕴含着明显的经世致用思想。但总体而言，《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异》侧重校勘和考证，而《廿二史札记》虽注重考证，但更注重在全面考索历史人事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历史见解，是一部有着明确经世致用目的和深刻历史见解的考史著作。 其三，从治学特色与方法而言，赵翼与钱大昕、王鸣盛并无二致。近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从乾嘉考据学之正统派的治学特色与治学方法考察三人治史的同异，明确将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列为考据史学的代表作。不过，梁氏又特意补充道：“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史实，再归纳比较研究，以观盛衰之乱之源也，此其特长也。”[1]（P49）作为清代学术、学风的继承者与扬弃者，梁氏对乾嘉考据学之特色、方法的归纳总结是恰当的，而由此得出赵翼属于考据史家的结论也是具有说服力的。 总之，通过考察赵翼史学的渊源，以及比较《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三部著作，我们以为赵翼史学与乾嘉考据史学同源异流，广义上同属于考据史学的范畴。赵翼治史不仅深受考据学风的影响，而且在治学特色与方法等方面亦与钱氏、王氏有相同之处。赵翼治史固然独具特色，但与乾嘉考据史学仍为同道。从渊源而言，三人均传承、发扬了清初征实以致用的学问，只是因各人的性之所近与现实的政治、环境促成了各自的著述方法与宗旨。由三人比较而言，赵翼不着意于文字词语的音韵训诂、史料文献的辑校订补、名物掌故的训释疏通、地理典制的梳理考证，而是独怀史学经世的旨趣，善于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进而发掘隐藏在大量分散史实背后的历史通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翼史学确与钱大昕、王鸣盛为代表的主流考据史家有差异，甚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乾嘉时期主流考据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乾嘉学术风尚的变化。因此，如果说钱氏、王氏是乾嘉考据史学的正统派，那么，赵翼当属于乾嘉考据史学的别派。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 [3]王国维：《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4]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1. [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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