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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2日，清华大学迎来了新校长梅贻琦。在做就职演讲时，寡言务实的梅贻琦却说出了一句此后广受推崇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话可谓点睛，对于大学，师资可不是第一位么。不过大楼呢，恐怕也未必就无足轻重。 一般而言，除却非常时期，大学开张之日，必是大学建筑--大楼鼎立之时。然立何种大楼，又如何立，都有讲究。用专业术语表达就是得有校园设计规划。而设计规划的基础、依据，则是大学创办者的办学理念、宗旨以及价值取向、审美倾向。于是大楼的模样，相当于大学的模样。从这一角度讲，大学者亦大楼也。 清华大学的大楼，即是一个好例证。不过，这里所说的大楼，是指那些有着纯正的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近代建筑：庄重、典雅、稳健的清华园、清华学堂、清华大礼堂、图书馆等等。这些百年建筑，极其鲜明地彰显了清华大学的气质：理性、严谨、厚实、壮美。 梅贻琦先生不重看大楼，但是清华初办时，校方却明确要求，校园规划、大楼建筑，一并采用西洋式。因为校长希望学生们能因生活于一所西式校园里，而更容易与西方接轨。因为那时的清华园，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成的留美预备学校，从这里走出的孩子，方向只有一个--到美国去。因此西洋式，可谓是为清华的取向而量身打造的。 西式的校园，美国的教师，西方的知识，还有身负的以科学救国的厚望，在这样的背景里历练的清华学子，遂养成了严谨、理性、务实的校风与学风。 颇为有趣的是，与清华一路之隔的北京大学的模样，却别有韵味。因为其原址上的燕京大学的办学取向，与清华貌若两样。 燕京大学乃教会大学，校长是赫赫有名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出任校长前是传教士，且正饶有兴致地为金陵神学院服务。他中文极好，热爱中国，也深谙中国文化，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而推荐他的人评价他"能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 难能可贵的是，勉强赴任的司徒雷登，在办学理念上却独树一帜--要办一所"中国人的大学"，而他定立的校训则是出自《圣经》的"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一方面是要中国化，另一方面是要求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社会。可谓亦中亦西，中西合璧。以这样的理念办学，校园模样当然不会西化，但也不会是纯粹的中国礼教建筑的翻版。 事实的确如此。燕园的总设计，是同样痴迷于中国宫殿式建筑的美国设计师墨菲，两个倾情于中国的美国人，合力打造了燕园的大楼。于是这一所教会大学，内里暗含着西方的情愫，外观宛若中国古老的书院。看似温婉、娴雅，实则不羁不驯。而与这一气质契合的故事，在燕大短短的校史上，留笔颇多。迄至北大，更是如此。 写到这，联想起司徒雷登的一句话来。那是1934年，北平学生因政府对日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纷纷南下南京请愿示威，燕大学生也参与其中。校方无法阻拦，便致电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回校后，对学生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燕大的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大学建筑，是大学肇建者的愿景的外在表达，也是时代诉求所为。当我们查阅中国大学史时，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几乎所有创建于近代的大学建筑，那些大楼们，其风格，无一不是西式或中西合璧式。这似乎是对中国大学的一个最直白的图解和诠释--中国的大学就是一个西来的产物，故而怎能逃得了一个"西"字？从这个角度而言，大学者亦大楼也，实是不谬。 近代大学建筑风貌的向西看，是一个必然要出现的结局。因为当时有志于大学教育者，要么是教会，要么是留洋归国者；大学校园设计师，不是外国人，就是外国设计师教出的中国学生，因此无论是大学制度的制定还是大学风貌的建设，天然地会有西方印记。何况"取法日本"、"照搬美国"，确是彼时白纸一张的中国人办学的一条捷径。 落笔至此，却有些难过。我似乎正违背自己的民族感情，为这一段被逼出来的近代化、国际化而感到庆幸。看到那些历尽百年、至今依然挺立在诸多大学校园里的大楼，而且还几乎都是最为美丽的大楼们，内心颇感纠结：看到它们，你会想到中国屈辱的近代史；看到它们，你又会想到，从那时起绵延至今的福祉 如此一看，大学者，不是大楼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