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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福柯看来，话语（作为一种“陈述组合”）即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对特定的话题进行知识性表述的一种形式，话语建构了话题，话语也界定并制造了我们的知识客体，话语还影响着观念如何付诸实践的方式以及如何利用观念来规制他物的产生，因此，意义是由话语而产生的，离开了话语，一切皆无意义可谈。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话语的一种功能。换句话说，话语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充当的是意识形态的角色。因此，对话语的分析和批判，也就是福柯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于是，接下来，福柯对知识和权力关系的探讨，也就可以视作他对话语探讨的延伸和继续。 那么，知识和权力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在福柯看来，权力为知识提供了合法化的工具，而知识则为权力提供了科学性依据。这样，知识与权力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即共同扮演着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角色。或者说，现代社会中，人们受压抑或控制的主要来源就是知识和权力，而这些知识和权力则归根结底又是知识的产物或表现形式。这样，福柯就把马克思建立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对阶级权力斗争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的意识形态理论，都归结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了。并据此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过于关照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划分等宏观问题，而忽视了如何在具体或微观的层面开展斗争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观点的指导下，福柯指出，同“传统”社会相比较，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和权力策略有所不同，它可能更为“科学”、更为“合理”，也更为有效，而且在规训和控制个人方面各种社会体制始终同国家保持着共谋关系。在他看来，学校、医院、工厂、教会和监狱、军营没有什么样实质性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非常接近，都是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利器。这样，话语、知识和权力在福柯那里就成为了渗透着意识形态特征的存在--当然它们都是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的。同时，福柯的这种以话语、知识和权力为主要范畴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等物质实践因素之基础意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就产生了分歧，而这一分歧的结果就是福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规律的拒斥。 因此，福柯一直对“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持有异议或质疑。但实际上，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的观念（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与其说是一种反应，不如说是社会存在的‘自我意识’，或是‘真实生活语言’的抽象化）必然要在话语和知识的同一领域中去理解，即使只是模糊的理解，但却使考古学对科学陈述的批评成为可能”。因为“马克思的‘真实生活的语言’对福柯来说几乎就是孔狄亚克‘行动的语言’不可转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此，意识形态的全部理论由意识形态理论家们留在了身后）。在后者那里，历史取代了自然，承担了发起经验的作用，符号与事物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同一性结束”。与此相反，福柯的话语分析策略在“理解意识形态时之所以会产生问题，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人类学前提，以及它对主体异化的含混指涉，包括以‘误解’或‘幻觉’为形式发展而来的、并由控制关系暗示出的那部分”，因此，“为了描述话语生成史上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切入’，福柯在此处转向了马克思，这里的马克思实际是经过阿尔都塞改造过的实践话语的理论家。‘话语实践’在这一领域也具有意义。但这一时刻是不稳定的，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生成的话语构形总是趋向于”瓦解权力话语及理论知识，并“使之成为误解和理解的话语”，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力-知识’的统一将意识形态的问题转化成这样一种认识：针对真理性而言，所有的实践行为都是相等的，而不是对另一个名称的替代以便起到批评知识（认识）形式的作用。每一实践，作为权力的行使过程，都包含着真理的标准、辨析真理与谬误的过程；这样一来，（科学）知识只是代表着诸多权力中的某一种行使方式”。[11] 于是，“‘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自然就成为福柯攻击的靶子。“而西方古典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则被福柯看做是‘经济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因为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尽管权力被看做是一种内在关系，而没被看做是一种商品，但权力的相互作用方面一直受到忽视。这是因为与权力机制对人的实际影响相比，马克思主义者更着迷于经济结构中的所谓权力的‘终极原因’”。而“接受新的信仰或投身到知识的增长中，都是权力生产性的表现”，“权力对知识和真理的生产，是权力的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具体表现。所以，福柯宣称：“真理始终就是权力”，因为“真理总是与权力系统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权力系统‘生产和支撑了它’”。[12] 可见，“对福柯来说，真理从不在权力之外。没有真理不是存在于权力关系的斗争中。当然，真理也从来不缺乏权力”。“福柯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真理大多时候是由大学、军队、媒体和著述来生产和规定”的。“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真理生产场所”。“科学话语是真理的核心，经济和政治总是卷入真理的生产和传播，真理在社会中畅通无阻地运行，对真理所有权的争斗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战斗，最终，只有少数政治和经济机构有权指定真理”。[13] 而且福柯还认为，“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故权力与知识是‘共生体’。人文科学的实质，即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同时，在福柯那里，“权力不是获得的、夺取的，也不是分享的，而是通过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换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人类存在的所有领域，如经济、性、知识、政治、情感等等。由于权力是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的产物，它撒播到各种社会关系中，而永远不可能显现为一个特定的母题。权力不是统治者被被统治者的问题，它有意向却没有主体。即使权力促生抵制，后者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弥散无边的游戏之中”。所以，“权力不是上层建筑，而具有直接的生产性功能”。“知识是由话语实践构成，没有话语就没有知识”，“知识是一种伪装而不是真理的基础”。[14] 因而求知之欲，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险象环生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福柯看来，“讲基础和上层建筑及由之产生的经济基础的首要性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对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运作的概念化都不充分”，因为该模式“嵌入了为权力研究设定的指令，这些指令或遗漏或掩盖权力在进行中的臣民化这一层次的运作。谱系学不仅将真理诸体系与权力诸体系联系了起来，而且展示了如何以一种能给社会关系的调查增加一个新维度的方式对权力的形式这一概念本身加以概念化”。[15] 福柯由此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本身“是一个很难处理、非小心谨慎，不可轻易去使用的概念。原因是意识形态总是与真理处在对立状态中，总是在指称有关主体的某种秩序，也总是为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关系所决定”。总之，福柯与马克思的权力观分歧如下：“其一是不同意马克思假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是权力关系的主要功能，并以一切权力关系都在效法经济剥削的某种形式。福柯称他不反对权力关系受制于经济关系，但是要强调权利关系决不是在所有的领域中都一模一样，并且受制于一个预先给定的中心原则”；其二，“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将权力关系等同于国家机构，认为这样做要么是忽视了政治学和国家领域之外的权力关系，要么是把所有权力关系都归结到了国家关系名下”。因为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张密密的网，对权力的抵抗并不导致变化，而是导致重复”，因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所描述的人类解放的前景即共产主义社会，在福柯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悲观的、毫无意义的设想；是纯粹理论的乌托邦。但事实上，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一种最讲实践的哲学，这一点福柯并非视而不见。分歧或许在于对于实践的理解上面”，[16] 福柯曾经说：“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给我的印象深刻的是它们总是包含着阶级斗争的问题，可是它们又很少去注意这个短语中的一个词，这就是‘斗争’。这里必须再作出一个区分。马克思主义者当中，那些最伟大的人（从马克思本人开始），都立场鲜明坚持‘军事’问题（军队作为国家的工具、武装暴动、革命战争）。可是当他们说起作为历史主流的‘阶级斗争’，却多半着眼于界定阶级，它的界限和它的成员，而从不具体研究一下斗争的性质”。[17] 可见，在福柯那里，理论本身就是实践，当然这里的实践“不是总体论的实践，而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它并不是旨在唤醒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在斗争，而是在于削弱权力，所以它总是与权力的斗争并生，而不是远远站在一边，不痛不痒来做评述”。此外，“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福柯认为马克思这里的失误在于经济决定论，一切从经济的视野出发，一切又最终回溯到经济”。在他看来，“仅仅根据国家、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剥削去解释权力关系及其机制，是远远不够的”。福柯指出，“哲学家、甚至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试图划出一条差不多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来认同自身：界限的一边是知识，也就是真理和自由的领域；一边就是权力的运作领域。但实际上，知识所有门类的发展，都是与权力的运作密不可分的”，[18] 人文科学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自然科学也不能例外。 虽然在福柯看来，马克思对于权力问题也有所考虑，但马克思的权力理论在他的眼中却被视为“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要强调的是“权力的经济功能”，也即权力在保证一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统治时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权力”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可以与“商品”或“占有”等概念通用，或者说，在马克思那里，权力是从属于或服务于经济的。而对福柯来说，对权力进行非经济式的分析则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对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出不偏不倚的理解。为此，他不仅试图“展示权利在一般情况下是如何成为控制的工具……而且还要展示权利内部诸因素（这里不仅包括法律权利关系，而且包括整个的国家机器、机构以及为其运用而负责的规制措施）之间的动态控制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是如何构成和转换的，以及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并以怎样的形式进行转换”。同时，“尽管福柯并没有直接强调马克思权力分析中的一般性问题，但在其著作中，福柯还是参考了马克思权力运作概念，在这些概念中，马克思对性压迫和阶级机构都做了有价值的分析”。也正是处于对马克思上述概念的参考，福柯“开始对马克思的权力理论的批判性含义”形成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例如，“福柯就曾指出，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性主题就没有能够深入而细致地进行过关注和研究，而这一领域在福柯看来，是研究权力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福柯权力分析（理论）的焦点并不仅仅甚或并不主要是在肉体、个体或类”的层面对源自权力操作的上述各个方面的表达和规制所产生的具体后果进行研究。“福柯对于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在有些时候，是与意识形态分析相等同的”。“当然，这一方法也是马克思曾试图在唯物主义框架下”所使用的研究权力或意识形态问题的方法之一。这可以通过马克思的著作得到体现。“然而，这一方法在福柯著作中却没能得到很好地体现”，因为，意识形态“依然标志的是与‘真实’话语相反”的东西，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标志的是“错误的或虚假”的东西，而不是“科学”。而福柯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不真实的经济”，而是“真实的政治”。[19]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福柯的考古学是其最重要的方法论，因为考古学是贯穿福柯著作始终的重要方法；另有学者则指出，谱系学才是福柯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还有学者认为，考古学主要研究的是知识，而谱系学则主要研究的是权力，伦理学主要研究的是主体问题，三种方法依次都是福柯的理论所采用的重要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2][3][5][7][8][9][10][法]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06-208、179、217-219、230-234、177-179、213、233-234、248-250. [4][19]Barry Smart. Foucault, Marxism and Critique[M]. London: Melbourne and Henley, 1983. 77-78、91-93. [11][15][16][17][18]汪安民。 福柯的面孔[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450-452、211-212、275-276、276、276-278. [12][澳]J·丹纳森。 理解福柯[M]. 刘瑾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193、199. [13][美]艾莉森·利·布朗。 福柯[M]. 聂保平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2. 36-37. [14]陆扬。 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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