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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现存史料皆是此事发生很晚以后才出现的，即便以《菊堂俳语》这个最早的记载看，也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当时人的记录阙如。朝鲜每次使行皆有书状官记录使行途中的见闻，而不少正使、副使皆有记录使行日程的习惯，但在《燕行录全集》中，并未发现相关史料。故而后人记载，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同时，在《朝鲜宣祖实录》中，丝毫未提及洪纯彦有恩于石星继室夫人之事。纵观整部《朝鲜王朝实录》，也无一字提及他们二人有何关系。即便屡屡叙述石星力主出兵朝鲜，也丝毫未提及石星是为了感恩。如果真有此事，为何不见载于《朝鲜王朝实录》？现今根本找不到洪纯彦等当事人所留下的任何记载，只有后人的一些追记，因而杜撰的成分很大。 最后，将石星力主出兵朝鲜，看成是其个人报恩之举，更是无稽之谈。朝鲜请兵之时，洪纯彦并未与朝鲜请兵使郑昆寿前来明朝，丝毫看不到洪纯彦对石星力主出兵朝鲜有什么影响力。那么石星对援朝之事为何这么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呢？还得从朝鲜向明朝请兵谈起。 1592年四月，丰臣秀吉侵朝，事出突然，朝鲜当即派使臣前往明朝求救，络绎于道。但当时传说纷纭，有人说朝鲜勾结日本，为日本先锋，将侵略明朝。有福建海商也提供类似情报。明朝只得不断派人前往朝鲜打探情况，以便弄明事实真相。当时，石星先令辽东巡抚郝杰派兵前往朝鲜。六月，郝杰派副总兵祖承训与游击史儒领兵五千，前往救援，与日军战于平壤，史儒战死，祖承训仅以身免，失利撤回。朝中议论纷纷，有人主张不当出兵，有人主张应当静而观变。为了弄清朝鲜战事真相，石星募人前往打探情报，沈惟敬应征。七月，沈惟敬前往朝鲜，打探战事情况。与此同时，明朝也积极与朝鲜使臣接触。其间最为关键性的时间是朝鲜请兵陈奏使郑昆寿入明，最终令明廷下决心全力救援朝鲜。 郑昆寿（1538-1602年），字汝人，号柏谷。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郑昆寿为请兵陈奏使前往北京。其《行状》中有如斯记载： 公即呈文礼部，乞免上、下马宴，且请速打发兵马，以拯小邦之急。又呈文兵部，申请益切。又诣兵部尚书石星前，痛哭哀吁，悲不自胜。尚书感动，亦泣下沾襟。谓人曰：朝鲜请兵使臣，至诚哀痛，虽秦庭七日之哭，蔑以加矣。（17） 郑昆寿的《赴京日录》详细记载了他在北京拜见石星、商谈请兵之经过。根据郑昆寿所述并结合《朝鲜宣祖实录》的材料，有关这次请兵过程，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石星自始至终是决定明朝是否出兵的关键人物。朝鲜使行人员到北京后，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与他沟通，石星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郑昆寿一行九月十八日到达北京，十一月初一日从北京出发踏上归途。他们在北京共逗留42天，几乎每天都与石星保持联系，更曾三度致函石星，恳求尽快出兵。在郑昆寿看来，石星是影响明朝出兵与否的最为关键性人物。 第二，此次请兵过程中，各方面的消息证实朝鲜被日兵侵略属实，因而使得明廷下定决心，全力救援朝鲜。当时石星派往朝鲜的人也传来了消息，对于朝鲜遭受丰臣秀吉之侵扰所带来的惨重的后果，予以充分说明，印证了郑昆寿的说法，坚定了石星抗倭的决心。故而石星当即批准朝鲜购买火药、弓角等火器，这原本禁止朝鲜购买，是为加强朝鲜兵力而解禁的。他在提议辽东先给朝鲜火药兵器的同时，建议派辽兵两万前往朝鲜。但朝中反对出兵之人甚多，石星多方斡旋，甚至要亲自率兵东征。十月初十日，朝鲜使臣获知：“石尚书题本，请身自东征，虽不准许，辞直义壮，可以想见其人。”（18）深知石星乃全心全意救援朝鲜。 最后，九月底，明朝已经平定了宁夏哱拜之乱，稳定了国内局势，就将宁夏战场上的明军调往朝鲜。十月十六日，明廷命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率兵援朝。因而，郑昆寿此行可谓不辱使命，最终解决了明朝援救的问题。石星之所以极力主张援救朝鲜，乃是其职责所在。他深知朝鲜对明朝的重要性，确保朝鲜王廷的安宁与稳定，是明朝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力主出兵朝鲜，乃出于大义，看不出有任何私情。 可见，正因为郑昆寿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明廷果断地下决心派兵朝鲜。石星态度的坚定也是因为郑昆寿的劝说，加上明朝探听得到的情况，证实了郑昆寿所言属实。同时，明朝已经结束了平定宁夏哱拜之乱，恰好有兵力前往朝鲜。 正因为郑昆寿请兵成功，朝鲜给郑昆寿也多次加官。《朝鲜宣祖实录》中多处提及郑昆寿之功。李如松收复平壤之后，国王李昖下备忘记曰：“今此讨贼，专由天兵。而天兵之出，由于郑昆寿之陈奏。郑昆寿从当重赏，姑先加崇政。其书状官沈友胜升堂上，带行译官，徐问于使臣而赏之。”（19）后来肃宗、英祖也多次提及郑昆寿之功。在《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中，郑昆寿始终被认为是请明朝出兵的最大功劳者。故而，毫无疑问，郑昆寿之请兵才是明朝出兵朝鲜最直接的动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郑昆寿的记载和《朝鲜王朝实录》中，一字未提洪纯彦，他根本未随同使行前往北京。假如洪纯彦真是石星继室夫人的恩人，又有宗系辨诬成功之先例的话，在此关键时候，朝鲜焉能不派他前往？可事实上完全没有，故所谓石星为报恩才极力主张出兵朝鲜的说法，只是朝鲜人杜撰的一个传说而已。这个传说之所以为某些朝鲜人津津乐道，大概是因为石星因主张封贡下狱，最终死在狱中，朝鲜人感到愧疚，故而杜撰这么一个感恩故事来，以寻得某种慰藉，亦未可知。 二、石星与封贡之议 在持续7年的战争中将近一半的时间里，中日之间接洽封贡。从一开始，石星就有两手准备，以战为主，以和为辅。李如松碧蹄馆失利之后，亦赞同封贡议和，故而之后以和为主，以战为辅。石星在封贡事情上，费尽心机，期望将朝鲜战事一举弭平，但因偏信沈惟敬，封贡失败，他自己亦被下狱，最终瘐死狱中。尽管学术界讨论封贡之事已多，（20）但石星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待深入论述。 在封贡过程中，石星居中策划，在朝中仰仗首辅赵志皋的支持，在外则依靠沈惟敬联络交涉。无论中朝史料，皆将封贡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石星过于信任沈惟敬，认为沈惟敬与日本议和使者小西行长的故意欺瞒，是封贡失败的直接动因。那么，石星与沈惟敬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或许是探讨明朝封贡问题的一个重要层面。 石星与沈惟敬的相识，中日韩的史料皆有所提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21）与朝鲜成海应《研经斋全集》（22）与日本川口长孺《征韩伟略》（23）皆有记载，只是细节上略有不同。大体而言，沈惟敬与石星相识，是因为石星妾父之介绍。沈惟敬之所以对日本有所了解，是因为他的仆人沈嘉旺之介绍。石星之所以执迷于封贡，是因为沈嘉旺说日本只是“求贡中国”而已。沈惟敬因之得到石星信任。当时就有人劝石星，不可信任沈惟敬。秀水人朱国祚言：“此我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耳，公独不计辱国乎？”（24）石星不听，在朝鲜战事上，只信任沈惟敬。沈惟敬也每每以石星私人“信使”的身份出现。沈惟敬第一次受命于石星，（25）前往朝鲜探听军情，时为壬辰八月十五日。此后的两年中，沈惟敬是明廷与日军交涉的最重要使者，几度穿梭于辽东与朝鲜半岛，后来还前往日本，面见丰臣秀吉。但他过于自信，有时甚至信口开河，随意答应日军的条件，对明廷，又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两边欺瞒，火中取栗。石星却一味信任他，言听计从。李如松在碧蹄馆进攻失利之后，也与经略宋应昌一起赞同封贡，并赋予沈惟敬更大的权力。 明廷朝臣对石星、宋应昌等依赖沈惟敬，一味主和，多表示不满。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壬戌，兵科都给事中张辅之上疏言：“许贡非奇策也，应昌一用于平壤，再用于王京，又用于釜山，三用而三幸不败。此果应昌之智耶？抑亦倭奴之愚耶？”宋应昌辩解道，“臣前后讲贡之由，实是借贡以退倭，未曾轻许而误国。”（26）他只是把封贡当成一种策略，并非真想与日本议和封贡。石星亦上疏对宋应昌表示支持：“经略宋应昌始末讲贡之由，恢复朝鲜之故，大抵以挞伐为威，以许贡为权，惟冀成功，无嫌诈计。而其遣使密探，行间捐金，则臣星实与之谋焉。”（27）石星毫不讳言，支持宋应昌封贡之论。张辅之直陈，“此皆沈惟敬倡其说以误应昌，而应昌复溺其说以误阁部。石星素号忠诚，不加深察而谬欲以身担之，脱或有误，虽百身奚赎？”（28） 在沈惟敬多方沟通下，宋应昌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月，派谢用梓、徐一贯为使团，前往名护屋，拜见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对明使团提出了议和7项条款：迎明公主为日本天皇之后妃；恢复勘合贸易；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朝鲜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于日本；朝鲜送一王子至日为人质；交还被俘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29）徐、谢二人将此7条带回，但似乎未告知宋应昌，只说日本恭顺，愿意议和。石星、宋应昌就在日本“恭顺”的印象中，继续与日本进行封贡接洽。但明廷议论结果是许封不许贡，而且日军必须全部撤兵、上表称臣。不久，小西行长获知明廷之要求，感觉明、日双方要求相差甚巨，于是约见沈惟敬，两人担心谈判失败，遂共同伪造《关白降表》。（30）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月，日本派小西飞与明朝使团到北京。小西飞信口答应明廷所提的3项条款：“一、勒倭尽归巢；一、既封不与贡；一、誓无犯朝鲜。”（31）十二月，封议定，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挥杨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前往日本。李宗城乃开国元勋李文忠之后。“宗城至朝鲜釜山，倭来益众，道路籍籍，言且劫二使。宗城恐，变服逃归。”（32）明廷只得改派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为副使，以完成册封之事。丰臣秀吉原本很高兴接受明朝金印、冕服，但当他听到万历皇帝谕旨中称封他为日本国王时，当即恼怒，随即驱逐明朝使臣，并要将小西行长处死，册封失败。次年正月，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侵朝战争，战事重起。 对于明朝封贡失败的原因，中外学者多有探讨，皆指责沈惟敬、小西行长等故意欺瞒，致使双方要求相差甚巨，最终无法达成协议而失败，这是最直接的原因。（33）深入考察，还有更深层次的多重原因。 第一，石星始终是明朝封贡的主持者和策划者，沈惟敬直接受命于他，因而，石星对明朝封贡失败应负主要责任。封贡议事，石星所用非人，且一意孤行，丝毫不听其他意见，甚至为了实现他所谓的封贡，自己也行欺骗之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七月，朝鲜国王李昖以日本谢恩人船取道对马岛，从朝鲜经过，“恐复起衅端，愿依督臣顾养谦所议，贡道仍出宁波。”但石星“酷信沈惟敬之言，以为关白恪遵三事约束，计日焚栅，卷还悉归，不宜示以猜疑之端”。（34）他对朝鲜所上表文，一旦发现内有不利于封贡议和的文字，竟会自行删改。（35）这引起朝鲜使臣之不满。封贡失败之后，曹学程指责曰：“石星很很自用，赵志皐碌碌依违，东事之溃裂，元辅、枢臣俱不得辞其责。”（36）朝鲜人亦曰：“惟敬……因舞智揣摩，巧完封事，弄石尚书于掌股之间矣……惟敬本一无赖也，星误中其游说。借款息兵，欲倚小人而成功，竟至事败。惜哉。”（37） 石星所用非人，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本人性格上的问题，《两朝平攘录》评之曰： 即和议一事，本心无非为国。第大臣贵虚心集善，根本不欺。星乃偏听执己，希幸成功，事涉欺罔。遂亦不顾封事之败，举国知之，举国言之，星皆目为异己新进浮躁而排斥之，一惟敬言是听……故委曲掩饰以陷于罪。此皆偏执所致。迨其终也，欲身请入倭营，捋虎须，愚亦甚矣哉！（38） 可见，朝鲜封贡的失败，既因为石星的所用非人，过于相信沈惟敬，也因为石星性格上的固执己见--就如同他初入仕途莽撞上书指陈隆庆帝的过错，最终被罢官闲住。石星本人的“愚憨”是这次封贡失败的原因之一，他本人对此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