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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贡失败亦在于无知。一方面是对册封礼仪的无知，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石星是兵部尚书，出兵征伐是其职责所在，但封贡册封应该属于礼部职掌，由石星主持封贡事宜，就有越俎代庖的嫌疑。同时，泱泱大明王朝，举朝群臣竟然找不出一位日本专家，只能通过招募，仰仗沈惟敬这样一位“无赖”，去洽谈封贡事宜，焉能不败？当时致仕礼部尚书于慎行即言： 封贡之典，职在礼官，征讨之法，职在枢府……万历甲午以后，辽左衂师，司马石公欲以封贡啗倭，救失补败，且欲身任其事，以自为功。亦不想职掌沿革各有司存，而礼部一二正卿，苟欲避谤辞难，为自免之计，亦不言职掌在本部也。乃使兵部题请，成封贡之议。及事败势颓，兵臣伏罪，而礼臣无恙焉。自为善矣，其如职掌之紊何？夫兵臣不知职之在人而任之于己，礼臣明知职之在己而委之于人，皆所谓溺其职者也。（39） 兵部、礼部职掌不明，是一笔糊涂账。另一种湖涂，在于对日本的无知。于慎行接着说： 日本关白封贡之议，一时台谏部司上疏力谏，日无虚牍，争之诚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泛论事理，至于日本沿革，绝不考究……四夷封略在礼部客司，大司马石公徒欲取効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为何国，关白为何人，盈庭之言，皆如啽呓，以此御难，何以为国？（40） 于慎行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致仕，家居17年，以读书著述为业。他亲眼目睹石星封贡经过，惊叹朝中无人指出封贡本非石星职掌，亦慨叹朝中无人，对日本无知，又不事考证，致使事败。纵观有明一代，倭患始终未绝，但明朝对日本所知甚少，在万历间大敌当前，朝中竟然找不出一位日本专家，致使石星依赖“无赖”沈惟敬，最终将这场封贡引入死胡同。 总之，封贡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仔细考察，也包括朝鲜与日本方面的原因，从明朝这方来说，石星应负主要责任，他既有用人不当之责，亦有过于固执，偏听偏信之愚。而从大的方面讲，也是朝中无人，集体无知所致。 三、朝鲜对石星之感恩与石星后人在朝鲜之境遇 万历二十五年（宣祖三十年，1597年）九月壬辰，“逮前兵部尚书石星下狱，论死。”（4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近日枢臣石星，以东事坏，上谓其媚倭误国，论极刑，妻子亦坐流徙，则数十年来仅见者。”（42）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对于石星的处置，是相当重的。以兵部尚书之职而被论死，妻、子皆被流放，全家遭殃，嘉、万年间罕见。当时明朝人感觉石星因东征封贡失败被论死，有点冤枉。而朝鲜人则觉得愧疚，因为石星是为救朝鲜而被下狱论死的。 事实上，在明军收复平壤、开城、汉城等大部分朝鲜国土以后，宣祖二十七年（1594年）十月，明廷派使臣前往日本册封之时，朝鲜君臣就已议论要为石星与明总兵李如松建生祠，以示感恩。几经商讨，决定给石星与李如松共建一祠。“当初力排群议，命将出师，来救我国，石尚书之功，果为重大。为设位版，与李提督同入一祠，副将三人，亦为同祠，其于情礼，极为允当。”（43）尽管战事尚未结束，国王李昖希望尽快建好生祠，指令：“石尚书生祠，曾已定之矣。他人虽不得为之，石尚书与李提督同祀，天使未出来之前，使之举行，俾华人知之。”（44）但因为当时还处于战乱期间，直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八月，才在平壤府建成武烈祠，崇享兵部尚书石星、提督李如松、左协将杨元、中协将李如梅、右协将张世爵、参将骆尚志，供奉其画像。（45） 在封贡失败之后，石星受到牵连，地位岌岌可危。宣祖二十九年（1596年）四月，接伴使金睟曰：“石尚书送其妻子于乡家，曰'吾将被罪而死'。”（46）当时明使张忠从北京来，传言：（石星）“一家日夜泣求救出老爷之策。”（47）不久就传来了石星被罢下狱的消息。宣祖三十年（1597年）四月，告急使行护军权悏驰启曰：“是日臣在兵部，闻有圣旨：石星革职，候旨定夺。”（48）朝鲜君臣谋求上疏申救石星，备边司上启曰：“今承下教，其欲申救之意至矣。但石尚书被参曲折，外国势难有若预知者，而敢为救解于其间。情虽欲救，而事实难为，臣等不知所处。”（49）最终朝鲜未采取行动。十月，朝鲜获知：“皇上以石尚书主和误国，将置极刑，曾于宁夏之役，稍有微勋，绝远充军，永不蒙宥；沈惟敬已令锦衣卫拿去，行李、家资没入于官，身将被戮矣。”（50）国王李昖获知此情曰： 石尚书大人救援平壤，再造东方，常切感激。沈大人亦以小邦事，五六年奔走于道路，勤劳甚至，小邦人民都未忘两大人之德。今闻如此，不胜怜痛之至。而小邦无路辨释，尤增冤闷。且天朝大人，以小邦故，至于此极，无任未安之至。（51） 言辞之间，显示出感激与愧疚之情。但最终还是没有采取行动，未向明廷请求宽恕石星。 宣祖三十二年（1599年）初，右议政李恒福和同知中枢李廷龟出使北京，在回国临行前一天，明兵部听差官把总杨应春趁馆门洞开之时，混进会同馆，密见朝鲜通官李彦华。杨应春说，昨日去刑部见了石星，石星对他说：“我专为朝鲜。既不费朝鲜粮，又不妄杀官军。今以东征一事，妻、子远配广西，只有一子，年才十二岁，骨肉不相见者累年。”杨应春希望朝鲜为此斡旋：“万一尔国王上本，事或可解。尔国幸则进一线路如何？必须宰相传报国王后，次使臣之来，上本如何？”（52）光海君时期，重提为石星伸冤之事，李恒福遂再向光海君陈述此事，最后言：“臣还朝，细陈于榻前，先王沈吟久之，竟无发落矣。”（53）可见，最终朝鲜还是没有上书为石星伸冤。宣祖三十二年（1599年）十月，朝鲜国王李昖获知石星瘐死狱中后说：“石尚书有功于小邦，而竟至于此，不胜惊恻。”（54）遂指令讨论是否应该致祭。但朝中意见不一，礼曹最后决定不致祭。《朝鲜宣祖实录》还就此事发表议论曰：“攻和一脉，亘万古而不易者也。石星身为大臣，力主和议，终被重罪，死于牢狱，则是堂堂大义，庶几不灭于今日。我国岂可以区区之恩致祭，于得罪天下后世者乎？”（55）以所谓“私情”与“大义”之相悖，最终没有向石星致祭，显示朝鲜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明朝的外交往来也是以实际为目的。故朝鲜对石星之感恩，实际仅仅局限于在朝鲜本土建生祠加以崇祀的礼节性举措。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石星瘐死狱中，其妻、子皆发配粤西。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因刑部侍郎邹元标呈请，“宥原任兵部尚书永戌石星子石正奇回籍。”（56）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荫原任兵部尚书石星男茂恩指挥佥事。”（57）前面提及石星曾对杨应春说，他只有一子，年方十二。《明实录》中，提及的石正奇、石茂恩皆是石星子，或许只是同一人，一为名，一为字，天启二年时当为35岁。 不过，韩国现存一种资料《东泉先生实纪》，除了收录石星资料外，更重要的是有前往朝鲜半岛之石星后人的资料。其中载录，石星有子二，长子曰石潭，次子曰石洊。此种史料矛盾重重，卷二先载录石潭所书《遗书》，落款为“崇祯己巳（1629年）九月人不肖孤潭泣血谨书”，其中提及他们前往朝鲜之事曰： 丁酉再乱，累及先人，竟被囚于狱。自度不免，召我兄弟而嘱之曰：我为国尽忠，而乃至于此，命也。覆巢之下，卵岂完乎？尔等速往朝鲜，保存躯命，无使我先祀永绝也。我有恩于朝鲜，必不薄矣。因泪下如雨。弟洊先发，与奴婢东出，而后不闻声息……余奉母远戍瘴乡，备经辛苦矣。至天启年间，因命赦还，而念来头未知又有何事变，且弟已先去，乃从先人末命，奉母向东。间关到海州，而寻洪唐陵翁，备言亡命事由。翁即为上达于国王。乃招致于廷，赐贯海州，仍封爵，使之奠居而娶妻成家室，藏踪于首阳山下，姑为安顿之地。莫非我先人之遗德也。（58）可是，其弟石洊子孙写《家状》曰： 长子讳潭，自戌还后，事迹无传。次子讳洊，字汝絅，号东寓，即从亲命，讬一个商船浮海泊于辽东。且恐近北闯迹，回航南海，歇泊于湖南。十载漂南，泪送岁月。慕亲讳星字，乃居星州。闻有东征把总徐鹤、东征中军施文用旋师之日，因未还国，仍居此州。公访见二公，讲通世义，其相握悲喜，不可形记。（59） 也就是说，石潭与石洊分别来到朝鲜半岛。石洊先随商船来到朝鲜半岛，得以居住在星州。石潭则是随同其母先去广西，天启赦还后，奉母东来，并且找到了洪纯彦，洪将此事上奏王廷，最后居住在海州。可是两兄弟在朝鲜半岛失去联系，彼此皆不知对方情况如何。（60）《东泉先生实纪》，乃是传说中石星后人的私家史料，不过，在朝鲜官方史料中，则无任何史料可以印证，假如说洪纯彦真的将他们东来之事，上奏了王廷，《朝鲜王朝实录》焉能不载？但《朝鲜王朝实录》中，没有任何关于石潭与石洊的资料。从上文提及石星曾说其只有一子，年方十二，这是矛盾的。但也无从考证孰是孰非。可是，过了近200年，《朝鲜正祖实录》却载录石星后代的另一支又出现了，但与石星二子却无关系。 正祖十五年（1791年）三月，有一对兄弟石汉英、石汉俊自言是石星弟石奎之玄孙：“崇祯甲申，奎子继祖与僧徽贞，从废四郡满浦地而来，遁迹于安峡县，子孙仍居焉。仍进《潮州石氏纪实》书，乃安峡人李世瑛所作云。”（61）正祖当时正设法表彰明遗民后孙并及明朝抗倭援朝将领之后孙，当获知他们系石星弟之后人，非常高兴，下教曰： 噫嘻！尚书有恩，我国未酬。其死乃由于我国，我国所以崇报之者，岂或后于上所云诸名将。而提督之后，流在我国。年前别讲义起之礼，立庙造祠版，飨之以牲牢。尚书则其从孙，亦有与僧徽贞浮于海，遁迹东郡者。向于郊行，始觉有尚书弟奎之孙、之玄孙，俾与望拜之班矣……然尚书直派有无，无以知之。则庙与版之另造，提督家已例，虽难遽议，而曾闻武烈祠，惟尚书之像，绡面宛然如生云。安峡流寓人石汉英、石汉俊等，今兵曹给马，今日下送平壤地武烈祠，使之一瞻。（62） 言辞之间，颇感欣慰。且派人将他们送到平壤，使之瞻仰武烈祠，并予以祭拜。且令人去查考石汉英、石汉俊所言是否属实。不久，查考之人回话：“辛亥年间，臣等承命采访于安峡等地，亦为考籍于江原监营，而非但石哥之无所闻，并与记事述传之李世瑛，凭问无路。以其文迹之所由来，质问石哥处，则渠之兄弟，不满十岁，流离飘零，到于涟川，店汉石一厚所收养，而随其收养父，转入京畿，屡处流寓，末乃居生于京城云。”（63）尽管查无实据，正祖并不气馁，他反而说： 水中之蟹，草间之蛛，尚为人爱惜，况以石为姓者，于我国果何如也？当壬辰之役也……惟大司马石公，慷慨以东事自负，排甲乙盈庭之论，动百万超距之众，垂德于不报之地，而志决身歼，竟不免为大僇，虽使环东土小大黎献家祭而户祝，尚不足为百身之赎矣。今于沧桑百变之后，有称汾阳之后，自言淮阴之子，则将信将疑，姑舍是，其欣其感当如何？唐太宗创大业，为胜国忠臣，襁褓之儿，皆授显秩，况姓石者乎？姑先付之御营给料，以待文迹之推现，别加收用。（64） 尽管查无实据，但正祖还是很兴奋，因为他们号称是石星之后人。遂指令，一方面让御营厅给其俸禄，另一方面，使行前往中国，想法购买石星家谱前来，“以为凭考之一助”。可见，正祖并不在乎是否真的是石星弟之后人，因为其号称为石星后人，这就足以让正祖高兴。正祖这么重视查考石汉俊、石汉英之真实情况，却查无实据，反而证明《东泉先生实纪》所载为误。因为如果按照《东泉先生实纪》所载，石星两子果真前往朝鲜，尤其是石星长子石潭与其母柳氏前去朝鲜，还找到了传说中的石星继室的恩人洪纯彦，且上报了王廷，并被安排在海州居住，若此事属实，正祖怎么可能找不到他们的后人呢？由此可见，《东泉先生实纪》所载并不可信，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可见，无论是石星的后人还是石星弟石奎的后人之是否前往朝鲜，尚缺乏充足的证据来判断，只能存疑。之所以提出此问题，是想说明朝鲜对于石星的感恩心态，直到正祖年间，依然非常强烈。正祖似乎想通过嘉惠号称是石星弟后人的做法，来表达对石星的敬意。正祖也经常前往武烈祠，亲自祭奠石星、李如松等人，表达他强烈的感怀之情。号称石星的后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与正祖时期这样的氛围是分不开的。（65） 另，从本文所讨论的石星及其后人的事迹与传说来看，明清史的许多问题，都需要有一种新的“二重证据”方法，以开阔的视野，实证的态度，将国内与国外的史料互证，才能去除疑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