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以发展私营工商业为富强之基。
    早在1866年，郭便上书总理衙门，提出两条重要意见：一是撤销出海的禁令，撤销一切禁止民间经营工商企业的禁令，使商人早已暗地购置轮船经营的对外贸易合法化，鼓励人民制造轮船和经营工商谋利。二是令官服务业投入市场营运。以轮船为例，应该由商人公举市舶司，“其官置之火轮船，亦归市舶司经理，一例与商船装运货物，稍备船役工食及岁修经费。”（《郭嵩焘日记》（二）第608页）
    这些建议蕴含着三个重要思想：首先是与洋人竞争的商战思想。与正在流行的御侮无非整军经武的见解相反，他认为要“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郭嵩焘日记》（二），第608页）这比郑观应鼓吹商战，约早10年左右。其次，确认民富是国强的基础。他认为只有商民获利既厚，才能输税国家亦常丰，这也是西方富强秘密所在。后来，他进一步作了解释：“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黎民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黎民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郭嵩焘诗文集》第255页）从这点出发，欲国家富强而只热衷于官办军火工业，或办民用工业的同时却给民营工商业设置重重障碍，都是背道而驰。再次，必需以利导民。在他看来，承认利的巨大作用，以利为导向，使之与国家富强结合，这是国家盛衰的关键所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必需“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0页，岳麓书社1983年）郭嵩焘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主张是对清廷自强道路最早的否定，后来，像左宗棠这样的洋务派也已认识到工矿“官办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也”，（左宗棠：《与周谓臣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十三，第24-25页。）不过，这已是10年以后的事了。
    第二，以讲实学为富强之源。
    他同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深悉令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沉溺于诗文八股，无非是“悉取天下之人才松弛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使稍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人之心，尤为当今之急务矣”。他所说的实学就是西学。所以，他建议：“此时宜广开西学馆，使稍服习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冀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郭嵩焘：《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343页）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可以决定整个社会的风气，郭氏考虑的正是决定人心趋向的本源。
    第三，以“急通官商之情”为富强的根本。
    郭嵩焘是基于两方面的情况提出这个意见的：一是对西方富强本原的了解。他请教过许多外国人后得出一个结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1页）揭示了西方各国的本质是在资产阶级（商贾）办理和支持下努力扩展本钱主义经济的，因此，要像西方那样富强，就必需“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西用西法之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5页）二是他深感中国官民隔阂非常严重。1859年他曾当面向咸丰皇帝提出“今日以通下情为急”，（《郭嵩焘日记》（一），第215页）可是这么重大的问题却被皇帝轻轻岔开了。10多年后，郭氏再一次向朝廷提出这个问题时，一般的官民关系已具体化为官商关系，先驱者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郭嵩焘的上述三点主张勾画出一条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些主张抓住了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是一条真正的救国道路，它远比一般洋务派的见识高明，更切合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这也是林则徐时代所没有解决的课题，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二代思想家之一的郭嵩焘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