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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商品赛会加深了民众对现代工商业的了解，开通了社会风气，一定程度地促使了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在20世纪前的中国，由于长期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歧视工商业的观念，这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因此，中国举办商品赛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即在于“引起国民注意实业”（注：《东方杂志？奏牍》第7年第7期。）。晚清中国的商品赛会充分发挥了这种作用。通过对商品赛会的宣传和筹备，重商观念得以深入人心。在商品赛会的活动中，人们目睹了陈列中的先进设备和优良产品，眼界大开，促使了人们加深对工商业的了解，知识水平得以提高，所谓“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注：《东方杂志？奏牍》第8年第4期。）。在武汉劝业奖进会和南洋劝业会中，地方政府均利用投入资金、减免税厘等优惠政策，扶持诱导商品赛会，以实际行动显示了对工商业的重视，由此亦吸引了广大民众从商的兴趣和热情。商品赛会对获奖产品进行大力褒奖，不仅使生产者和出品者本人深感自豪，而且也令普通民众羡慕不已，工商业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大为改观。民众观念“经此一番考较，皆翻然改进，致力于实业一门，一扫以前高古、典雅之习”（注：《申报》1910年11月2日。）。民智的开通，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推动力量。 总之，商品赛会提供了传统与近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理念碰撞融合的最直观场所。各种货物云集一处，商品本来就是文化的载体，对不同物品的比较考求，一定意义上说即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观念的深层次冲撞与交流。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得以整合，通过有意或无意潜移默化地影响与感染，落后文化和陈旧观念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熏陶和洗礼而相应发生转变。 可见，商品赛会对晚清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均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但是，商品博览会毕竟是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产物，它要求举办国有发达的工农业和开放的商品市场。反观20世纪初的中国，这些条件均不具备，经济上的封闭匮乏，社会风气的闭塞保守，都制约着中国商品赛会积极作用的发挥。从其规模上看，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是湖北商品赛会中最成功的一次，在当时国内堪称最大的一次地方性商品赛会，但与外国商品博览会相比，差距悬殊。以参观人数为例，武汉劝业奖进会20万人，平均每天4000多人。而在国外，不要说欧美各国，就连日本1903年举办的国内博览会，每天参观人数高达34000人，武汉劝业会无法与之相比。即使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也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南洋劝业会参观人数为20万人，平均每天仅1000人左右。而且，当时参观者的素质也成问题。武汉劝业会中，人们“专以繁华娱目，罕有考究实业者”，“逐日观览者，多趋彩色斑斓之处，而罕留心工艺良窳”（注：张廷海：《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上海经武公司发行，宣统元年十二月，第253页。）。在南洋劝业会中，许多“巨商大贾结伴而来，无非快游览，夸富豪，真能研究农业工艺者百不获一”（注：《东方杂志？奏牍》第7年第7期。）。加上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政府垮台，随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武汉劝业奖进会拟订“宣统四年，开两湖博览之会”（注：张廷海：《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第174页。）的计划成为泡影，南洋劝业会亦未能续办。所以，由于主客观等多种方面的原因，20世纪初中国的商品博览会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虽然晚清的商品赛会难免缺陷与不足，但对于一个正蹒跚踯躅于现代化之路的古老封建帝国来说，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赛会的举办既是晚清社会经济初步转型与现代化的反映，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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