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语言的一种地方变体，也是反映地方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较之以往纯语言学范畴的研究，周振鹤等人的《方言与中国文化》[1]（17）在方言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方面的有益探索，为后学进行相关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就是基于以往归绥方言纯语言学研究的现状①，在周振鹤等人的移民与方言演化理论的指导下，对其移民特征与汉族方言在多民族聚居环境下的演变情况予以探讨。归绥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呼和浩特地区，其汉语方言内部差别较大，有此地话、回民话及满洲话之分。此地话是指归绥地区的汉族人所讲的汉语；回民话是指回民所讲的汉语；而满洲话主要是指绥远城的旗人所讲的汉语。归绥地区汉语方言的演化与其移民特征之间有密切关系。而移民特征是指移民数量的多少、迁徙过程的长短、迁徙距离的远近，以及移民原居地和新居地的情况等。方言演化既指移民方言的种种变异，也指土著方言所受到的种种影响。[1]（17）归绥地区的移民特征复杂，使其方言演化成不同的形态。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对移民特征与汉族方言演化的关系进行剖析，它与其他汉语方言间的关系将另文探讨。
    一
    明嘉靖年间，“虏中多半汉人，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2]（1972-1973）。这是汉族人第一次大规模迁入归绥地区。嘉靖三年（1524）和十二年（1533），明大同守军两次兵变，“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3]（912）。“自癸巳大同叛卒出走虏，寻遣大臣抚之，益北走几千人。”[41（232）俺答汗在多次请求与明朝通贡互市无果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掠夺汉人，以发展经济。如嘉庆二十五年（1546），“玉林卫百户杨威为零骑所掠，驱之种艺”[5]（5835）。不仅掳掠“丁壮有艺能者”，“妇女老丑者亦掳”[4]（81-112）。他还直接向明朝索取建城所需各业工匠。[6]（46）三十年（1551），白莲教徒赵全等“教以攻取之术，多诱华人为彼工作”[7]（783）。这些来自山西的白莲教徒“互相延引，党众到数千，虏割板升地家焉。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6]（79）。三十四年（1555），俺答“县（悬）书穹庐外”招纳边内汉人。于是，“边民黠知书者，诈称举人诸生，日诣虏帐，趾相错。俺答令富试之，能者使统众骑，否则给瓯脱地，令事锄耨。”[4]（126）白莲教徒李自馨投靠俺答后，“将伊阖户并概堡男妇三百二十余名，及衣物俱用车装载，跟随李自馨到于板升住种”[4]（111）。三十八年（1559），山西镇三千名士兵兵变失败后，“其众悉叛入虏中，居板升”[8]（83）。据呼和浩特市东郊万部华严经塔的第514条明人题记②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山西崞县人段清的家乡被蒙古人攻占，“一家近枝六十五口杀死抢去，各散逃生，止（只）遗生一家大小五口，俯念斯文存留性命，路逢叔房二人、妹夫一人，并[向]恩人达耳汉处□，告拿□在此亦同受难。房叔段应期、段茂先、妹夫石枚、妻陈氏、幼男甲午儿官名段守鲁、长女双喜儿、次女赛喜儿后至”③。
    早在正德年间，“边人告饥，又苦于脧削，往往投入虏中”[9]（3533）。由于“颇有苦所司之诛求，思虏中之佚乐”。归绥地区的轻赋政策与明廷的横征暴敛形成鲜明对照，“今闻虏筑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养我，岁种地，不过粟一囊、草数束，别无差役以忧我。而又旧时虏去人口，有亲戚朋友以看顾我。我与其死于饥饿，作枵腹鬼；死于兵刃，作断头鬼，而无宁随虏去，犹可得一活命也”[10]（22-23）。嘉靖年间，毗邻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山西等地的贫苦汉民，因“草地自在好过”[11]（143）而不断逃入。
    那么，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迁入归绥地区的汉人究竟有多少？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山西白莲教徒叛归俺答，“驻边外古丰州地……众至数万”[3]（926）。《明史》也载：俺答“纳叛人赵全等据古丰州地，招亡命数万，屋居佃作”[12]（5839）。方逢时称，俺答每年掳掠汉人千万。其中，赵全统三万人，李自馨统六千人，周元晋统三千人。其他头目各统一千人。[7]（783）谭纶称：“边民之陷没敌营，因而为用，即在板升一处且三万人，东自辽蓟，西至陕西，又不知其几矣！”[13]（673）《图书编》也载：“失板升者，其始人数尚少，今则生齿日繁。”[14]（5224-5225）以上这些描述性的说法，仅表明迁往俺答部的汉民不断增多的事实，并不能得知其确数。俺答封贡后，据赵全供称：“大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夷二千余人，皆有酋长。分部诸酋，少者六七百，多者八九百。”其中有大板升十二个，小板升三十二个。“既得状，然后知谍称数十万，于是谬矣。”[6]（82）即至隆庆四年（1570），迁入俺答部的汉民有五万余人。此后，迁入的汉人更多，至万历十年（1582），“板升夷人，众至十万”[15]（2635）。
    清沿明制，严格限制蒙汉边民擅自逾越长城，但在执行上就松弛多了。明朝长城是两个对立政权的分界线，而清朝长城只是一个国家里两个地区的分界线。因此，清代出塞的汉民较明代超出多倍。雍正九年（1731），山西巡察励宗万称：“出口旧有禁例，近因我皇上德威远播，中外一家，归化城一带地土丰沃，大同等府居民出口耕种者甚多。”[16]（112）一般认为，清代汉人进入归绥地区始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人数大增。而巴依柯夫的报告显示，汉人在顺治十三年（1656）已开始进入归绥地区。[17]（18）实际上，汉人早在天聪年间已进入归绥地区。天聪六年（1633），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察哈尔“举国惊恐无措”，林丹汗“率部众西奔，遣人赴归化城，尽徙其户口牲畜渡黄河”[18]（240）。因此，土默特部残余人众仅够编30个苏木，小顺义王为补足60个苏木的原额，下令只要有人能召集够150户编成一个苏木，就可担任该苏木佐领，子孙世袭。兵乱杀掠之后，人思团结自保，编入苏木的人不以蒙古族为限，很快就补足了30个苏木的缺额。④这次破例纳丁编佐的做法，使由山、陕等地流入的破产农民入了蒙籍。19]（56）土默特地区有许多单纯汉姓家族的事实，足证其说。⑤
    清朝入关后，尽管从总体上对蒙古实行封禁，限制汉民进入蒙地垦住，但是清廷为了保障对准战争的军需，及满足广建召庙、绥远驻防城所需工匠，主动招纳大量的汉人至归化城一带，或垦荒屯田，或随军贸易，或修建工程。
    清廷为了保证平准战争所需军粮及时供应，在归化城一带大量屯田。康熙三十二年（1693），红郡与黑河沿村共设13家庄头，每家垦地70顷，“至买代儿等村约计田二百余顷”[20]（161-162）。土地开垦的需要，为山、陕等近边汉民迁入该区提供了条件。雍正九年（1731），大同等地居民出口耕种，甚至定居的人很多。但“向年出口之民，不止单身前去，竟将全家搬移出口，散居土默特各村落……归化城一处于两年前携家口者将及千家，年来已不下二千家。而归化城外尚有五百余村，更不知有几千家矣”[21]（213）。乾隆初年，为了满足绥远城驻防官兵的粮食需求和归绥地区粮仓积贮，“土默特蒙古地亩俱招内地人民耕种”⑥，由此形成了汉民涌入归绥地区的一次洪峰。⑦乾隆十七至二十七年（1752-1762），前往归绥地区垦种的内地汉人更多。⑧如忻州人“家有余丁多分赴归化城谋生开垦”[22]（卷8·风俗物产附）。
    政府主动招民垦种，“以裕民食而足兵粮”[23]（69-70），这是汉民进入归绥地区的合法途径。同时，随着土默特蒙古族的汉化及其在经济上对地租的深度依赖，他们也主动招纳汉人。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官兵“向不支给俸饷，惟资地亩以为养赡，各安驻牧拱卫边疆。无如蒙古民人不谙耕种。自军兴以来，与归化城民人聚居，鲜衣美食渐染成风，滋生日广，用度日繁，所有地亩典给民人”[23]（69-70）。而毗邻的山西省地窄人稠，无地可耕的汉民纷纷前往归化城土默特租种土地。蒙古官兵依靠土地生活，却不习农作，因此他们很欢迎这些汉民。这也是汉民得以在归绥地区立足的原因。归绥道阿克达春曾称，土默特部靠近边内，“其服食起居，竟与内地民人无异，渐至惰窳成性，有地而不习耕耘，无畜而难为孳牧。惟赖汉人垦种其地，始籍有粮可食，有租可用。故现在该蒙古以耕牧为生者十之二三，籍租课为生者十之七八。至该旗所谓游牧地、户口地者，自康熙年间以来，久已陆续租给民人，以田以宅，二百年子兹矣。该民人等久以长其子孙，成其村落，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此等寄民即不编籍，亦成土著。历年既久，寄民渐多”[24]（463）。光绪二年（1876），绥远将军善庆等仍称，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族向以耕牧为生，“国初时各有户口地亩得食屯租，该旗发兵等籍资养赡，迄今二百余年，汉民租垦寄居蒙地”⑨。贻谷也称，该地区“所有官兵各分世产，皆不善自经营，任客民寄居，或建筑田庐，或开设铺户”[25]（181）。清末，在清廷放垦蒙地政策以及内地自然灾害的推动下，又有大量的汉民涌入归绥地区。⑩1921年平绥铁路通车后（11），便利的交通更促进了汉民的迁入。这些人开始属于流动人口，经年之后，生活有了根基，便定居下来。
    明末以至清康乾年间于归绥地区掀起扩旧增新、大建召庙之风。蒙古王公招徕山、陕等地的大批工匠和农民前来兴修召庙。乾隆初年建绥远城时，内地汉民“因归化城兴此巨工（绥远城），闻风攒集”（12）。而负责工程事务及修城匠人首先在归化城招选，“不够可在山西招选”（13）。
    清准战争开始后，以晋商为主的大量汉商进入塞外开展随军贸易。“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室集货。行营迭剿，时也尾随前进。”[26]（卷5·行国风土记）战后，晋商利用在随军贸易中积累的人脉以及长城内外的和平局面，扩大了塞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雍正六年（1728），山西巡抚石磷称：“自我朝定鼎，中外一统，口外归化城即为贸易之所，商民往来，交易日盛。”[27]（6148）如山西左云，“土著之民合伙贸易于邑城者甚少，大半皆往归化城，开设生理或寻人之铺以贸易，往往二三年不归……且有以贸易迁居大半，与蒙古人通交结，其利甚厚，故乐于去故乡而适他邑也”（14）。内地其他地方的人，也有迁往归化城经商的。[27]（6191）
    那么，这些以各种原因迁入归绥地区的汉民究竟有多少？在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史料中，大多是一些描述性的记录，缺少准确的数字。如雍正年间，“晋省边外归化城地方，五方杂处，商民辐辏，城外店铺居民烟火万家，且膏腴沃野，地宜忝谷，种田之人不下数万”[28]（477）。乾隆四年（1739），绥远城左翼副都统甘国璧称：“绥远城一带为备边重地，兵民商贾不下五六十万。”（15）七年（1742），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等称：“数十年以来民人聚集归化城贸易，并携眷在各村与蒙古杂处种地者四五十万。”[23]（69-70）十九年（1754），归化城一带，“蒙古内地民人错杂居住，不下数十万户”（16）。嘉庆年间，归化城的“内地民人生齿日繁，出口谋生者益复加增，即原先出口之人，亦滋息日多”[29]（85）。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始有明确的数字，即归化城六厅人数为120 776人。[30]光绪十年（1884），归绥“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士农工商数十万户”[31]（244、246）。二十二年（1896），归化城厅“五路除召庙、衙署、公所空房空门蒙古不计人口外”，所有铺户居民人等男女大小共27 288口，四乡男女共76 575口。[32]（374）1915年，归化城商埠地有“居民约万余户，商家三千余户”[331（10-11）。1923年，归化城一带的人口约有七万至八万名，“山西省人烟稠密之地，殆以此为首”[34]（84）。
    山西移民从明嘉靖初年以来不断地迁入归绥地区，其人数累计起来，应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35]（79-80）他们构成了当地汉族居民的主体。“绥远（包括归化地区）汉族约占十分之六，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多于有清中叶移来，山西人数居各省之首。”（17）可见，包括归绥在内的绥远地区的汉族人最初大都来自山西，而其中“尤以晋北各州县为繁，惟绥西五原、临河、安北各县局，则颇多陕西、河北两省籍者，其他各县，几全为晋民。盖以壤地相接，移垦便利，故人民辐辏云集，俨然成聚”[36]（4）。归绥地区乃至绥远省的汉族移民以山西移民为多数，是由于“壤地相接”，在直晋秦三边“惟土默特横亘其中”[25]（362）。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在塞外而言社会经济颇为发达的归绥地区成为大量晋民的迁入地。与山西省毗连的其他省份，均为文化较高、人口过剩之区区，只有北邻绥远，“原为一未尽开辟之地……一变为山西人口之倾泻地”[37]。如和林格尔的汉民多为忻州、代州、祁县、太谷、阳曲、大同、左云、平鲁等县的移民。[38]（卷33·艺文上）清水河厅的汉民也多来自内地，“而附近边墙偏关、平鲁二县人为尤多”[39]（卷·16风俗篇）。内地其他省份的人也有迁来归绥地区的，但数量较少。
    以上主要考察了明末以来归绥地区的汉族移民特征，其实，同期迁入该地区的回民也有不少来自山西。乾隆初年绥远城建成后，城中的驻军及其家属以山西右玉迁来的满族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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