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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我们了解明末以来归绥地区的汉族移民特征之后，其汉语方言的语源问题就清楚了。归绥乃至绥远地区从明末以来一直是晋北移民的迁入地。因晋北移民迁入最早，人数最多，所以其汉语方言即“由晋北各县融化而成者也”[40]（101）。绥远省各县的汉人，“其始均属寄民，迨后渐变而为土著，所操语言虽历年久远，其音调仍多含有原籍地方之成分。口外旧为五厅，即归、萨、托、和、清是也。今稽其城乡大户历世较久者，则多为晋北各地人最初占籍之户。故其语言虽略有不同，而大体不出晋北各州县之范围。清时归化城，即今归绥县治，昔为归绥道驻所，城内居民五方杂处，语言与各厅特异，自成一种土语。而发音轻缓，酷似大同。据故老相传，城内商民最先至者，为大同籍，礼俗亦多相近。理或然欤。乡间则以忻、代两籍为主。盖居城者，其初多以商来；在乡者，则皆以农至焉……绎其语音，殆合绥与左云、右玉之方言而构成者……综论本省之语言，就其大体言之，归绥城内完全以大同为主干”[36]（98）。20世纪30年代的实地调查也表明，归绥县的汉人多由山西徙来，“在乡村者，普通皆为山西口语。至近年来，因地理关系，渐变为一种本地口语，字音多有转变，声腔亦洪细不清，居然另成一种方言。在县治内，因系省会所在，各方人士居留迁徙不绝，言语随之亦极复杂”[40]（142）。正因为归绥地区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山西移民的迁入有密切关系，所以在现代方言区划中，把呼和浩特汉语方言归入晋语（18）张呼片。这种源于晋北方言的本地方言，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此地话”。 为什么这些晋北的移民在迁居新地之后，其语言“仍多含有原籍地方之成分”呢？周振鹤等人认为如果新地和旧地方言至今仍然面貌相似，那么至少要具备下述条件之：一是移民的历史不太长；二是移民和旧地的联系未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1]（25）考诸归绥地区的情况，也有这两方面的原因。山西移民进入归绥地区的时间，若从明嘉靖初年算起，至民国时期，有四百余年；若从康熙中期大量汉民移居归化城一带算起，至民国时期，历时二百多年。他们移居归绥的历史不算太长，与原居地也一直有联系。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先前投靠俺答部的山西崞县人石枚，在四十年（1561）又“投过南朝去了”（19）。而清代迁入归绥地区的内地移民“系春出冬归”[20]（161-162），犹如候鸟。如乾隆四年（1739），内地汉民“每年春深出口播种，秋收后多有尽其所获售卖银钱携归”（20）。至二十二年（1757），归化城一带垦种蒙古土地的山、陕近边穷民，“向于春夏秋三季，在彼佣工趁食，秋末冬初或散归内地原籍，或分往各处寄食”（21）。山西忻州人赴归绥地区“谋生开垦，春季载耒耜而往，秋收盈橐囊而还”[22]（卷8·风俗物产附）。受清廷对蒙封禁政策的影响，山西汉民长期保持着雁行的特点，这也使他们长期与原居地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康熙年间的大量移民，使归化城“商民辐辏，贸易耕种渐成土著。非设有专员难于周理”[20]（161-162）。于是，雍正元年（1723），清廷设立归化城厅管理汉民，但这些汉民的户籍仍在原籍，故而被称为“寄民”或“客民”。直至民国年间，山西移民仍保持其雁行特点。如1924年，他们结伙出口，“恒于赚得钱后，而稍闲时，仍回家居住”[41]（498）。此外，他们在遇到天灾时，往往选择返回原籍。如1929年，山西移民因归绥等地连年大旱，大多返回原籍避难，时称“回关南”，有同名二人台《回关南》传世。[42]（125） 其实，归绥地区的汉语方言带有颇浓的山西话味道，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其他重要原因。移民远离原居地来到新地后，仍然聚居在一起，如果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与迁入地的文化特点格格不入，语言也大相径庭，那么移民就有可能保持原有的语言或方言。[1]（25）晋民原有的文化传统与迁入地--归绥地区原住民蒙古族的文化反差较大，汉语与蒙语的反差更大，他们保持了原有的语言。同时，随着汉族移民增多，特别是由于同一祖籍地人口的集群移入，在草原上逐渐形成一个个独立于蒙旗组织的汉族小群体、小村庄、小街镇。如此化城东的白塔村原是蒙古人的户口地，该村的汉民多是寿阳，宁武和忻县的山西移民，内聚性很强在蒙、汉民族间的私斗中，该村中的蒙古族人败逃，至民国时期仅剩4户蒙古人。[43]（711-740）他们在内部可自由地使用汉语，保持传统的文化礼仪，在塞外重建其原有的社会秩序。这样，汉族移民完全可以在本族内部进行各种经济社会交换，学习蒙古语言文化的迫切性、必要性弱化。同时，由于汉民人数不断上升，使这种弱化趋势持续下去。[44]随着汉民在人数上绝对优势地位的形成，他们“反客为主”，保有了原有的语言，没有让最初迁入时学说蒙语的情形继续下去。 三 移民特征与方言演化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移民的原方言在新居地演变成新方言。[1]（25）确实，归绥方言与晋北方言并不完全相同，它“自成一种土语”。这是因为，大批山西汉族移民固然对归绥地区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回族、满族移民以及原住民蒙古族，也对其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与原居地分离的山西移民的方言在新的语言环境中的自然演化，受到蒙语、满语及回民话的影响，在其原有语言中融入了这些民族的大量语汇，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方言--此地话，呈现出与晋方言不同的面貌，也就是说，此地话与山西方言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蒙语、满语、回民话词语的吸收。早在乾隆六年（1741），归绥地区“蒙古民人杂处，错居者不下数十余万户”（22）。二十六年（1761），山西布政使宋邦绥也称，“归化绥远二城地居边疆，汉夷杂处”（23）。同年，山西巡抚鄂弼称，归绥地区“内地民人逐渐居住耕种，今与蒙古错杂而处、历年既久，村落遂与内地郡县无异”（24）。光绪元年（1875），绥远将军善庆等仍称，归化城“蒙汉回民杂处，商贾云屯”（25）。蒙、汉、满、回等民族杂居，使各民族间有了全面而深刻的接触，为归绥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空间条件。多借用蒙语词是呼和浩特汉语方言词汇的一个主要特点。[45]（21）“绥地蒙汉杂处，汉语中亦有羼入蒙言的。”[36]（110）如谓人之忠实者为恼木汉，窃盗为忽拉盖，等等。此地话中也有许多满语借词。如噶杀，满语原指“敏捷”，后来指“把一切吃的东西统统拾掇干净”，有“包圆”之意。[46]（218）此地话借用的回语词也不少。如在归绥城内由中部而北，汉语中夹杂有近一半的回族语汇，“而南部则带乡音为多。同城之语，南北各殊”。如谓好心为好辇田，施舍为出散。“又回语呼月音如原、故归绥县城内汉民亦呼月亮、月饼、坐月子概为去声。此外如某月、月报、月食一切用语，则均用本字矣。此则因习染而来者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归绥县城北部多为回民所居，相习年深，汉人语言亦往往以回语代之，久之遂成惯语”[36]（116-112）。 移民史可用来解释方言的部分成因，反过来方言现象也可为移民史提供佐证，两者的关系极其密切。受移民数量的多寡、迁徙过程的长短、迁徙距离的远近、新居地和原居地联络的疏密、移民和土著文化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二者的关系还要复杂得多。周振鹤等人称移民的原方言在新居地演变成新方言，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移民带来的方言在新地扎根，与原居地的方言隔离，演变较慢，留在原居地的方言反而发展较快，久而久之成为两种差异较大的方言。[1]（15-26）而归绥方言的演化情况恰恰相反，即归绥的方言受其多民族聚居环境的影响发展较快，而成一种新方言。以晋北人为主的汉族移民，在明末、清康雍乾以及光绪时期较大规模地迁入归绥地区，由于他们在新居地的寄民身份以及归绥与晋北在地理上之毗邻关系，使他们与原居地的联络较为密切。如晋籍商人把原居地的货物贩运至归绥城、考生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新居地遇到灾难后返回原籍等等。受其移民特征影响，归绥汉语方言仍属于晋语，但又区别于山西本部的晋语，具有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绥远“省境与晋地相接，住民亦多晋籍，所列方言间有与晋语从同者。要以省民承用已久，亦或言是而意非，字同而音异”[36]（113）。通过以上对归绥此地话形成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归绥汉族移民以晋方言为其语源，在多民族杂居的环境中，对蒙语、满语以及回族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多有借用融合，发展较快，“居然另成一种方言”[40]（142）。这是一种以晋方言为基本特征，并具有多民族语言融合特点的新方言。其演化情况表明，在边疆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环境中，汉族移民的语言受其他民族语言化的影响，不断融合与构建的特征。 注释： ①相关研究有：明湖《呼和浩特方言说略》，《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刘文秀《呼和浩特方言辨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乔全生《晋方言研究：第三届晋方言国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西出版集团·希望出版社，2008年。 ②在这条题记中，已脱落或漫漶的字用□，尚有字迹可寻而不能确定的字注在[]内，原来错别字加注正字在（）内。 ③（19）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蒙古史论文选集》（第2辑），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1983年。 ④⑤⑦荣祥《呼和浩特市沿革纪要》，土左旗文化局编辑，1981年。 ⑥（15）（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以下此类档案仅标“录副”二字，不另详注），乾隆四年正月十二日绥远城左翼副都统甘国璧奏为预筹归化绥远托克托三城积贮事，档号：03-0736-0001，缩微号：049-1146。 ⑧录副，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山西巡抚明德奏请于归化城添建仓廒以裕积贮事，03-0753-020,050-2063。 ⑨录副，绪二年八月初七日绥远城将军善庆、归化城副都统奎英奏为土默特台站经费不敷应用请援案提借银两事，03-6595-011，497-2915。 ⑩录副，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山西巡抚宝棻奏为晋省归化等处游民菌集请饬直隶总督转饬地方官分别防范截留事，03-6041-082，451-3455。 （11）目前，在历史文献中关于平绥铁路通至归绥城的时间，就笔者所见有三种说法：其一，民国八年说（傅焕光《绥远》，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印刷，1936年，第6页）；其二，民国十年说（《绥远通志稿》第十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其三，民国十一年说（孟实春《绥远论》，《西北向导》1936年第10期，第13页）。因没有更有力的史料轻易肯定或否定哪一种说法，所以笔者在此暂采用目前流传最广的“民国十年”说。 （12）录副，乾隆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建威将军王常、办理绥远城工程事务大臣王山奏请增加绥远城工商运工价并令王山回京事，03-0517-009，036-0378。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包，0755-0062，017-1193。 （14）转引自卢明辉《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16）录副，乾隆十九年十月九日山西布政使多伦奏为归化城等处请设巡检事，03-0051-025，003-0572。 （17）廖兆骏《绥远志略》（南京正中书局印行，193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中国边疆史志集成·内蒙古史志》。 （18）晋语是指山西省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以下此类档案仅标“朱批”二字，不另详注），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山西巡抚塔永宁奏为办理归化城聚集求食穷民事，04-01-02-0046-013，04-01-02-002-0884。 （22）朱批，乾隆六年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奏请归化城地方添设巡道一员等事，04-01-12-0022-017，04-01-12-004-2033。 （23）录副，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山西布政使宋邦绥奏请归绥道移驻事，03-0052-033，003-0730。 （24）录副，乾隆二十五年八月七日，山西巡抚鄂弼奏定口外七厅官制事，03-0052-011。 （25）录副，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绥远城将军善庆、山西巡抚鲍源深奏为陈明边外兵勇一时实难减撤事，035749-030，433-009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