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性文献。我们一般多从文献本身的思想内容来说明其历史地位，不过，由于党的理论文献所具有的深刻实践性，使我们有必要在文献内容之外，进一步关注文献的传播过程，从而对文献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一、文献的形成和高层决策影响
    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中央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各经济部门的汇报之后，于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一讲话是毛泽东深入调查思考的结果，不过，讲话本身准备得并不十分充分。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议题是农业合作社问题，毛泽东是临时突破了议题；4月24日，即讲话前一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毛泽东的概括还是六大矛盾，另外的四个关系，为讲话新增。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阐述了十大关系的问题。报告随后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周恩来在国务院传达时说明“主席报告的总题目是‘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参见《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话的报告》，《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全面体现了毛泽东十大关系报告的精神。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应当说，十大关系报告确实对党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就文献本身而言，当时并未把十大关系报告当作一个独立的需要宣传的重要文献，向全党公布，主要是通过“八大”报告等间接传播的。可以进行对比的是另一篇地位类似的文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3月6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4月13日、17日、2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学习讲话。6月19日，经过修改补充的讲话全文发表，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学习和宣传热潮，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外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和热烈讨论。
    二、文献的两次重要整理和党内有限传播
    十大关系报告第一次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公布是在1965年。这年12月15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认为报告“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报告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页）12月27日，报告以中发（65）751号文件（秘密）印发，标明“不登党刊”。这一次的整理稿中，原讲话中以苏联为鉴戒的内容以及对国内建设的一些批评没有整理进去。而说明讲话目的的一段话，“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则是后来公开发表稿中所没有的。
    1975年，十大关系报告再次进入中央视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由胡乔木具体主持，将毛泽东两次讲话的记录稿综合整理，恢复了以前稿子中没整理进去的内容，增加了理论性和逻辑性。7月10日稿子送邓小平，13日转送毛泽东。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审阅了这个稿子，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36页）这样，在毛泽东逝世前，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一直未公开发表，可以称为是在党内的有限传播。
    三、文献的公开发表和社会政治传播
    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举行。《论十大关系》是这次会议集中学习的基本文件。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即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3周年纪念日，《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随之，在全国形成了对这一著作的学习宣传活动。1977年《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出现406次，而1957年到2000年，《人民日报》提到十大关系报告也只有597次，可见当时对这一文献的宣传学习确实盛况空前。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论十大关系》，题解中说“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八大”的主要文献并列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论十大关系》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80年代和9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泽东文集》，收录《论十大关系》时，题解较五卷“更为准确”：“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上述概括和阐释，为《论十大关系》的社会政治传播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定位。
    从传播史来看，1956年毛泽东讲话后，十大关系报告主要在党内高层传达，是八大前后我们党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重要决策方针。此后不久，毛泽东本人注意力和观点都有所变化，讲话也长期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内有限传播。《论十大关系》的社会政治传播主要是在1976年公开发表之后。在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过程中，《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著作中重要的根据和参照。在《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对其概括和阐释的侧重点，也因顺应形势而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