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书中，关于丁赋问题早在辽太宗时期就曾有“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户丁之数无所于考”的记载[4]。很明显，这条史料涉及了统计人口之事，统计的目的在于确定赋税。所以，这项工作得到辽太宗的重视并非偶然。当时，由于后晋将燕云十六州的“图籍”献给了辽政权，这样，辽朝的行政统治区域大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人口普查是完全可能的。“五京户丁”的提法，似不包括契丹族等北方游牧民族。太宗时期，契丹族官员是不太熟悉此类事务的，能够担任此项工作的应当是汉官。如果当时汉人枢密院兼有尚书省的职掌，那么，理所当然是主持接收并清理户籍的部门。对此，笔者是持肯定意见的。但应注意，史料中“五京”的提法不准确，太宗时期，尚未最终形成“五京”，可以确定的是此时燕云地区的人口已经正式划归辽政权辖有了。辽太宗以后，世、穆、景三朝有关丁赋方面的情况史焉不详，可以见到的多为重农措施的推行以及农业丰收的记载。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辽朝农业人口的相对稳定，农业经济在辽政权中的地位得到了确认。与此相对应，赋税制度也应在农业人口中推行。至辽圣宗年间，随着封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多次对租、赋、税、徭役进行调整，大量涉及对田亩、社民、仓储等问题的解决。这类事务的处理，与当时担任契丹南院枢密使的韩德让、室昉等人是有直接关系的。据《辽史·耶律隆运传》载，韩德让曾于统和六年（公元988）以前提出“宜轻赋税以来流民”；室昉也提出“山西诸州给军兴，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边兵，请复今年租”的建议。而此时他们中间的一个肯定是任职于契丹南院枢密使的位置上。统和中后期，韩德让基本把持了契丹北、南枢密院的权力。各类事务皆经其手，这期间与丁赋有关的事务，《辽史》中记载颇多，此不一一列举。兴宗即位，又有“通括户口”之举[4]，而且明确提到“朕于早岁，习知稼穑。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普遂均平”。[4]显然，人口与赋税问题在这里是并提的。而且，在“通括户口”的同时要求解决赋税问题，说明辽朝中期以后在“丁赋”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辽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按照《辽史·萧孝穆传》“表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又陈诸部及舍利军利害。从之。由是政赋稍平”的记载，兴宗重熙年间确实进行过此次大规模的人口普查。但应注意，提出普查动议的是契丹北院枢密使萧孝穆，这似乎是跨越了“北衙不理民”的职掌范围。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兴宗时期，契丹北枢密院在辽朝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已经确立。契丹北院枢密使提出这样一个事关全局的建议并不越权，关键在于由哪个部门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按照职务分工，由契丹南枢密院和中书省这两个部门承担的可能性最大。这次普查仅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能够较好胜任此类工作的应当是这两个部门的官员。而从辽代政权机构北面官系统地位高于南面分析，契丹南枢密院应当是中央主管部门。道宗当政，辽朝虽然步入季世，但对于户口与赋税制度并未放松，通过“度支”部门“检括人口”增加农业收入的记载比较多见。按照唐制，度支属于户部，专掌“天下租赋”等事务[3]。辽代“度支使司”设于中京，归于南面京官。京官在南面官系统单列一类，有“并置”与“特置”之别。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辽代度支使司负责的租赋之类事务的最高主管部门亦为契丹南枢密院。
    通过对现有史料的分析，我们对契丹南枢密院所主管的事务有了十分粗略的了解，尽管许多问题还很朦胧甚至存在错误，但相对于契丹北枢密院来说，其侧重于管理民事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与契丹北枢密院相对应，契丹南枢密院也设有“南枢密院中丞司”。在讨论契丹北枢密院中丞司时笔者已经指出，将中丞司纳入枢密院系统是辽代对中原传统官制进行吸收、改造的结果，也是辽代官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现有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还很难对中丞司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而且，长期以来，在研究辽代负责监察事务的机构北枢密院中丞司、南枢密院中丞司、御史台三者关系方面，国内外辽史学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产生不同意见的根源，往往在于对辽代政权机构分为北南双轨、北面官又分北南的特点的理解。对此，在没有发现新的资料以前，我主张还是应当按照《辽史》和辽人墓志等予以考察。从整体看，正如辽代枢密院的历史演变一样，御史台是随着辽太宗时期政权机构的改革而较早设置的。契丹北、南枢密院的中丞司肯定要晚于御史台。目前可供研究的资料，御史台相对多一些，但也不能说系统和完整。关于契丹北、南枢密院中丞司的记载则很少且十分混乱。可以检索到的职官有，以皇子总领中丞司事、知中丞司事、左中丞、右中丞、枢密院侍御、北枢密院侍御、南面侍御等。应当注意的是，见不到明确记载为南枢密院中丞司所设职官的史料。基此，部分研究者认为，辽代只有契丹北枢密院设立了中丞司，南面的监察事务由御史台掌管。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即持此种意见。[5]其主张这一观点的前提是汉人枢密院即契丹南枢密院，故其监察事务由御史台负责。在时间上，他将枢密院中丞司的创建系于辽圣宗统和年间。综合有关记载，这种观点仍有待于商讨。《辽史·百官志》在契丹北、南枢密院条下分别载有中丞司，而在汉人枢密院条下则无载。御史台在南面朝官系统中作为单独部门列出，而且早在辽太宗会同元年就已设置。这样，即使辽圣宗统和以后形成了北枢密院中丞司监察契丹北枢密院、御史台监察契丹南枢密院的格局，这个格局也是随着汉人枢密院向契丹南枢密院的过渡而实现的。在此之前，辽代握有监察实权的当然是御史台了。辽太宗采纳唐朝的御史台制度，是与整个南面官系统“乃用唐制”同步推行的。唐代的御史台是单独设置的部门，与辽代南面官系统的设置基本一致。这样，如果将御史台归入北面官系统岂不是过于牵强了吗？所以，即使在辽圣宗统和年间以后，随着封建化改革的推进，北面官系统的中丞司与南面官系统的御史台共同承担起了监察的职责，御史台也没有被纳入北面官系统，而是南面官的实际地位得到了提高，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参考文献】
    [1]宋史·职官二（卷162）[M].
    [2]辽史·百官志（卷47）[M].
    [3]新唐书·百官一（卷46）[M].
    [4]辽史·食货志上[M].
    [5]辽朝监察官考[J].大陆杂志，第三十卷，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