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民主义学说体系中，民生主义的发轫虽晚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却凝聚了孙中山防患于未然的战略考虑和谋求人民“共同繁荣昌盛”的崇高理想。以“振兴实业”和“创造新财源”为民生主义的物质基础，以“均富”、“同富”和大同社会为民生主义的目标与理想，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实现民生主义的具体办法，是孙中山建设民生主义的重要指导原则。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取利避害的价值尺度，驱动孙中山沿着“因袭-规抚-创获”的逻辑，使民生主义学说不断发展，与时俱进。
    三民主义学说是孙中山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结晶。在三民主义学说体系中，民生主义的发轫虽然晚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却凝聚了孙中山防患于未然的战略考虑和谋求人民“共同繁荣昌盛”的崇高理想。如果说，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创立，是给近代中国对症下药，解决迫在眉睫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在民问题，那么，民生主义的创立，则不仅是为了解决现实的“人民生计问题”，更是鉴于欧洲各国虽经济发达但社会问题却积重难返而思未雨绸缪。
    民生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逐步完善的过程。直到孙中山晚年发表著名的《三民主义》演讲时，《三民主义》还只是一部尚未讲完但内容丰富、充满科学预见和求实精神的论著。有鉴于此，在研究孙中山以民生主义为建设中国的指导原则时，便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寻找答案，而应将它置于三民主义学说体系和孙中山全部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
    振兴实业：民生主义的物质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是：去贫弱，致富强；去不均，致大同。但是，“去贫致富”和经济平等的基础是什么？先辈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孙中山崇敬的太平天国农民领袖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理想，制订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关于重新分配一切土地、建立“圣库”制度和实行“通天下皆一式”生活方式的详细办法，集中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剥削、摆脱贫困生活和建立平等社会的善良愿望。但是，这个“人间天国”却建立在小生产和小农经济的沙滩上。历史和现实都昭示人们，不发展大生产，不实现工业化，不走向现代化，那么，一切试图在小生产和小农经济基础上，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的方案，要么只是农民和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要么就只能是穷拉平、穷“均匀”，以形式上的暂时经济平等，带来社会生产力大破坏、大倒退的历史惩罚。说到底，建筑在小农业生产和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辉煌”宫殿，只能是一座虚幻的海市蜃楼。
    与洪秀全不同，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主张以发展近代工业作为中国“致富致强之道”。他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①力图通过兴办近代工业、发展交通运输、促进商业流通、建立货币信用，来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使中国变成一个近代化的富强的工业国。康有为不仅将发展工业视为富强之道，而且认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方今万国交通，政俗学艺，日月互校，优胜劣败，淘汰随之，置我守旧闭塞无知无欲之国民，投于列国竞争日新又新之世，必不能苟延性命矣。”他建议光绪皇帝：“讲万国大势，审古今之时变，……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使“民智大开，物质大进，庶几立国新世，有恃无恐”。②至于“物质大进”、国家富强之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问题，康有为虽在《大同书》中对未来社会“去苦果，致极乐”，实现“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作了乌托邦式的精心构想，但却“秘不以示人”，认为“方今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③，将大同理想的实现推之于遥远的不可知的将来。
    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不仅提出了民生主义学说，拟定了同时解决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的具体办法，而且把民生主义的实现，置于发展近代工业而非固守小农经济的物质基础上，并以防患于未然的高瞻远瞩，力图使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和他的前辈及同辈人相比，孙中山既摒弃了洪秀全企图保持小农业生产方式的狭隘观念，又撷取了他废除封建剥削、平均分配土地的合理内核；既纠正了康有为漠视农民土地问题的偏失，又继承了他发展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合理主张。经过双重扬弃，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实现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主题。因此，可以这样说，凡是前人已经想到的问题，孙中山都想到了；而前人尚未想到或虽已想到但却“知而不行”的问题。孙中山既作了深入思考，又提出了对应措施。
    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进化发展的过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以经济生活的演进为尺度，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区分为“果实时代”、“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工商时代”④。他认为人类欲望无穷，“愈有则愈求，愈得则愈欲”，但，农业生产力的发达有限，工业生产力由于大量使用机器却能无穷发展，“故进化程序，既由农业时代进而为工商时代，步步前进，永不后退。……此后世界只有日趋向前，断不能废除现世文明进步，而复返于原始状态”⑤。只有从“农业时代”向“工商时代”跨进，才能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
    正是从历史进化论出发，孙中山在《实业计划》自序中强调：振兴实业乃“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⑥，而“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生产之事业而已”。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他又明确指出：“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⑦综览孙中山一生言行，他从来不把“去贫致富”的理想，寄托在落后的小生产的农业经济基础上，而是一贯主张，要在振兴实业发展现代化工农业大生产的基础上，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实行民生主义。可见，在孙中山心目中，振兴实业是实行民生主义的物质基础，实行民生主义则是物质建设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