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把民生问题分为“食、衣、住、行”四个方面，认为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的解决，一刻也离不开中国实业的发展。孙中山《实业计划》既“万端齐发”，又突出重点。他说：“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盖农、矿二业，实为其他种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兴矣。且钢铁者，实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凡观一国之实业发达与否，观其钢铁生产之多少可知也。”⑧在他看来：“机器者实为近代工业之树，而矿业者又为工业之根。如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之足以转移人类经济之状况者，亦无从发达。”⑨孙中山反复强调：“中国的工业非要赶快振兴不可”，只有“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才能创造“很大的新财源”⑩。
    归根结底，不搞无米之炊，不离开发展社会生产力来搞分配上的穷拉平，而是在振兴实业，创造“新财源”，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解决“去贫致富”和“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是孙中山对建设民生主义中国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
    均富-大同：民生主义的目标与理想
    三民主义是一个“以民为主”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完整思想体系。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就根本而言，“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11）。孙中山以赤子之心，献身革命，奋斗终身，百折不挠。在他心目中：“民生主义若是不能实行，民权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民生主义如果能够实行，人民才能够享幸福，才是真正以民为主”。（12）所以，正如他“要把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13）一样，民生主义才是三民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何为“民生”？孙中山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14）。何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民生主义的事实，最要紧的是均贫富”。还说：“民生主义，就是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有便宜的饭吃。”（15）显然，民生主义的精髓就在改善人民的生活，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交通问题，“为众生谋幸福”，就在“打破社会上不平等之阶级”（16），防止出现严重的贫富对立，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祸害。
    作为建设民生主义指导原则之一，“均贫富”有两种可能的发展趋向：一种是向下平均，那就是“均贫”；另一种是向上平均，那就是“均富”。从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主要着眼点都在“患不均”、“患不安”，力图以平均主义来换取社会安宁。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除了实行小生产的农业经济而外，又别无发展现代化工农业生产的可能。因此，无论从主观愿望或客观可能考察，他们的“均贫富”，最终只能落得“均贫”的结果。孙中山生活的时代，已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高度成熟、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时代，他不仅主张民生主义必须以振兴实业、创造新财源为物质基础，而且强调“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并以“家给人足”、“人人发财”和“共同繁荣昌盛”为“养民”目的。所以，孙中山倡导的“均贫富”，不是以“均贫”为归宿，而是以“均富”为目标。孙中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富，“纯是少数人的富，不是多数人的富。那种少数人的富，是假富，多数人的富，才是真富。”（17）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曾经引用欧美学者的话说：“人类之生活程度分为三级：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级所用之货物若有欠缺，则不能生活也。其二曰安适程度，在此级所用之货物若有欠缺，则不得安适也。其三曰繁华程度，在此级所用之货物乃可有可无者，有之则加其快乐，无之亦不碍于安适也。”（18）孙中山以“均富”为目标，期望努力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由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向中层次的“安适需要”乃至于高层次的“繁华需要”发展，达到“富则同富，乐则同乐”（19）的境界。
    对于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祸害的思考，对于文明进步将同时带给人类灾难的预察，在近代中国往往产生两种相反的导向：或则因噎废食，俱怕变革，甚至复返自然；或则权衡得失，勇于革新，在前进中注意取善避恶，防患未然。章太炎是前者的代表，孙中山则是后者的典型。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深刻地指出，善进恶也进，乐进苦也进，“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20），确实不同凡响。但他引出的结论，却是消极出世的、虚无主义的“五无论”--“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21）。章太炎怀念封建时代所谓“贫富不甚悬绝”，留恋自然经济那种“樵苏耕获，鼓腹而游”（22）的田园诗般的生活，企图以传统社会“重农抑商”的理论，来遏制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物质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预防”资本主义发展将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祸害。其用心诚然良苦，实际却在倒拨历史的时钟，从而将使中国人民陷于更大的灾难和痛苦。孙中山则完全不同，他以革命家的乐观、进取、向上的宏伟气派，既看到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又看到它的负面效应，强调：“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23）民生主义的“均富”目标，正是孙中山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分析和取善避恶的产物。
    孙中山并不满足于物质上的“均富”、“同富”，而是以物质富裕、精神高尚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为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24）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热情洋溢地、充满预见地勾画了他所理想的大同社会的主要轮廓：
    大同社会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国家“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全国人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国家有铁路、矿业、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税之完纳，府库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尽其聪明才力，各分专科，即资质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卒业以后，分送各处服务，以尽所能”；“设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俾之愉快，而终其天年”；“设公共病院，……不收医治之费”，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设“聋哑残废院，以济天造之穷”；设“公共花园，以供暇时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