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变化之一是中国开始对近代化的探求。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力与内力的相互作用下，清朝传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具有改革意识的新的政治派别崛起的条件下起步的。近代化的每一重要环节几乎都与传统内部政治格局及权力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
    清朝政府作为封建专制主义政权，不仅具有历代王朝集权政治的特点，更由于是一个以满人统治为核心的政权，使集权政治更加强化。统治者们运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坚决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及固有的统治秩序，甚至“把控制效率（利用诱惑和恐吓）提高到窒息了官僚阶层内部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地步。”（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274页）直至鸦片战争前，在外迫强敌，祸在眉睫的情况下，清王朝依然昏昏沉沉，毫无生气。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潮流的东来，“当中国与整个世界变化日益结为一体，并日益卷进造成这些变化的机制之中时，中国的政治构架和特征就发生了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变化迁。”（同上书，第275-276页）
    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国门。十数年后，列强再一次破门而入，把战争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中国门户从南到北被迫完全开放，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漩涡。与此同时，社会内部危机加剧，各地农民起义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以前所未有的气势打乱了清朝的统治秩序，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和日趋激烈，终于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和统治的重新构建。随着肃顺等一批掌权的守旧官僚在“北京政变”后的失势、传统政局被打破，政治权力第一次出现有积极意义地转移，其标志是以奕、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洋务官僚崛起并位居中央与地方要津。他们都是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早同西方打交道的人，从对手身上不仅感觉到中国正在经历着“千古变局”，而且已意识到中国的“长远之患在西人”。（《李鸿章全集·函稿》卷四，第17页）沉重的自危感促使他们要求变通改革，以“自强”为根本国策，学习西方长技，抵御侵略。洋务官僚的思想及认识不仅远高出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之上，而且超出了以往地主阶级改革派经世致用，务实济世的传统格局，已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的崛起，不仅标志着清朝传统“御夷”政策的结束，标志着清廷权力结构开始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满人专权到满汉掌权的转移，更标志着近代化推进力量的出现。
    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社会内部阶级结构尚未发生质的变化，新兴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因此，社会内部的巨大危机只能依靠传统社会内部的有识之士来克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中为清政府寻求新的出路。洋务派官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在时代波涛的鼓荡下，力排阻难，以期引导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首开其端的事业，遭到各种反对势力，尤其是朝中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洋务派同顽固派的矛盾冲突，构成这一时期清廷政局的一个突出特点。然而，由于初掌朝权的慈禧在政治上需要实力派的支持，故对洋务活动基本采取支持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各项洋务事业虽遭顽固派的多方阻挠而始终没有中断。
    由此可见，19世纪60年代初清廷政局的变化，洋务派的崛起及洋务运动的开展，是中国政治初步觉醒的重要标志。在更法自强的共识下，洋务派导演出近代化颇具声色的第一幕，不仅给近代中国留下了诸如近代工业、近代教育、近代军队等实绩，更由于洋务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国人观念（变易观、价值观、外交观、国防观等）开始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近代化转型。
    历史进入90年代，中国近代化事业遇到经过明治维新已步入列强行列的日本的严重挑战。甲午战争导致洋务派苦心经营20余载的北洋海军覆灭，暴露出洋务运动的重大局限。透过战争的硝烟，人们看到的是两国不同社会政治之间的差距。历史向国人提出了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来一个明治维新式的突破的客观要求。
    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清朝政局却呈现出逆向变化的趋势：首先，构成近代化初期主要推进力量的洋务派实力已大为下降、由于慈禧的疑忌和打击，奕为首的支持近代化的中央决策层的权力已不复存在，地方实力派中，湘系实力已大减，李鸿章的北洋实力也已丧失贻尽；而另一方面，这些在近代化初期发挥过主导作用的洋务官僚，思想中滞后的一面已明显增大，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仍坚持“器可变，道不可变”的观念，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洋务派的这种“变”与“不变”的矛盾思想，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阻滞因素，障碍近代化向纵深发展。其次，最高统治层之间权力之争加剧，矛盾激化。慈禧一切从维护个人绝对政治权威出发，独断专行，左右国家的决策。事实上，“政治现代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危机是涉及权力……转移的危机”（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99页）因此，围绕权力的斗争，乃是政治变革的焦点。随着近代化由经济向政治领域的推进，当慈禧发现，光绪皇帝所推行的政策首先打破了洋务派同顽固派势力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慈禧维系自己权力的基点），继而又要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他们动员的社会力量，通过变法，从自己手中夺取最高统治权力时，她对改革由赞成、默许转为反对、阻难。那些在既得利益和传统道德感召下的封建顽固派、则麇试用集于慈禧周围，形成一股阻滞近代化的强大势力。清末政局的逆向变化表明：政府当权派及洋务派已不可能成为推进政治改革的主导力量。担当起这一历史责任的是新兴的政治阶层-资产阶级维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