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及自身特点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单独承担起早期近代化的历史责任。因此，资产阶级对近代化的动员、参与、推进必须依靠开明而强有力的政府。遗憾的是，清政府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势力运用政权的力量，以血腥地镇压回答了维新派，给近代化进程中重要环节的维新变法投下了极强的负面效应；作为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势力的洋务派，在改革的关键时刻，有的顿足观望、有的横加责难、有的甚至出卖维新派，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光绪皇帝虽主张改革，但思想并未跳出“中体西用”的框架，他赞赏张之洞诋毁维新派而作的《劝学篇》，称之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第43页）在组织上，他主要是倚重张之洞等洋务派，而不是依靠维新派；在政治上，他采纳并推行的基本上还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而不是维新派的政治路线。这一切深刻地说明：“当传统社会面对现代性时，……现任的领导人可能会相应采取各种各样的对策：他们扼杀新观念并将改革者当作异教徒迫害；他们可能讨论这些新观念，接受一些，又拒斥一些。”（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96页）归根到底，是王朝的根本利益决定这些统治者的作为。
    19世纪末清廷政局的逆向变化，导致这一阶段推进近代化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上的孤立无援，近代化进程中政治改革的尝试终以失败而告终。
    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残酷镇压了戊戌维新，造成近代化运动大挫折之后仅两年，一场庚子事件成为政局再次变化的契机。在庚子事件中，顽固派以极端仇外的心理对抗洋人，因而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被作为“祸首”惩办，遭到毁灭性地打击。随着这批守旧官僚在外来压力下的崩碎，一批由地方实力派、汉族官僚、驻外使臣及满族亲贵组成的开明官僚就此得势，成为清末政局中一支最重要的政治势力。在20世纪初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逼迫下，他们要求朝廷迅速调整政策，变法改革，以图补救。这些开明官僚同早期洋务官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思想意识中对旧封建体制认同的一面在减少，改革的一面在增强，资产阶级的倾向也较浓，对时局的反映也更迅速。戊戌时期排拒或出卖维新派的张之洞、袁世凯，均已成为朝中主张改革的重要人物。从“江楚三奏”中重唱洋务新政的老调，到张之洞、袁世凯等联合上奏“变更国体”，实行宪政，明显地反映出他们因时而动的政治特点。
    另外，20世纪初清廷政局的变化，还明显地受到来自社会内部两股政治力量的影响。首先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因时而起。1904年的日俄战争，以出人意料的结局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国人的思想，人们从日本战胜俄国的事实中得出君主立宪战胜君主专制的结论。这个结论“使许多动摇不定的中国人深信，要使国家强盛，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美：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第155页）。于是，萌发于19世纪中期，后由维新派提出而又被视为过激的立宪主张，一时间成为极富魅力的口号，并迅速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极大地影响着朝廷中人；与此同时，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迅速增长，革命声势日益扩大，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相号召，并频频在沿海及长江流域发动武装起义，对清朝统治构成了巨大的震慑力量。反清革命力量的增长，不仅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政局的变化，而且使封建政权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矛盾趋于缓和，以改良阻止革命成为他们的共识。因此，在清廷最后十年的改革中，统治阶级对资产阶级立宪派由敌视转为拉拢，对立宪派动员、参与近代化的活动也表现出较“开明”的态度。这样，统治阶级内部的改革势力同资产阶级立宪派就成为清末政治改革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不仅是清政府对戊戌以来资产阶级宪政运动予以正式首肯，而且就改革的深度而言，大大超过了戊戌时期维新志士的拟想。特别是官制机构的改革，资政院、谘议局的设立以及《钦定宪法大纲》和《大清新刑律》的颁布，对于改革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结构、推动国家体制、国家法制的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