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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这些颇为尖刻的话，有些夸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只是表明了他“霸道”的个性。有关这一点，以下还将述及。作为胡适的弟子，他显然对曾与梅光迪同学哈佛，并一同成为白璧德入室弟子的张歆海，抱有成见。（注：有关张歆海与白璧德的关系及其梅光迪与胡适交恶的过程，参见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37期（2003年6月），第41-92页。）事实上，张歆海写得一手好字，并曾在泰戈尔等外国学者访华时，多次充当翻译，晚年任教美国大学，著有多部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 让我们把话头转回到陈寅恪。在傅斯年给朱家骅的回信中，他不但不主张朱推荐张歆海去牛津讲学（后来朱的确婉言拒绝了张的请求），而且还提到在这以前，剑桥曾想清陈寅恪去。“近来英国大学中汉学位置，颇思寻中国人为之，此好事也。以前并不如此，今乃如此，是些进步。……剑桥之中国史及语言教授，有人推荐寅恪”。（注：1938年9月17日，当时在中英庚款董事会工作的杭立武（1904-1991年）曾有信给傅斯年，谈道剑桥大学有意聘请陈寅恪，询问陈的英文程度及其可能任教的时间长短等等。见杜正胜、王汎森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编》（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第218页。）但是，傅斯年对陈寅恪的评价，也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充满友情，而是透露出一些不满。他接着说：“此公（指陈寅恪）自然是第一把手，然中国失之数年，毋亦可惜。彼身体太坏，出国一走亦佳”。（注：参见“朱家骅档案”，435-2。）这最后一句话，用小字写成，似乎是一脚注，表明傅对陈，虽然在学问上推崇有加，但并不认为陈在学术上，作出了充分的贡献。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傅斯年与朱家骅交情深厚，他在此处对陈寅恪的抱怨，属于朋友间发发牢骚而已。（注：傅斯年与朱家骅，都同在德国留学，以后朱又在傅斯年回国的时候（1926年），聘请傅任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朱家骅之后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职务，傅斯年一直是他与学界联系的主要桥梁。他们之间的友情，在傅斯年1950年去世时，朱写的悼文《悼亡友傅孟真先生》中，有充分的展现。该文见“朱家骅档案”，270-4。杨仲揆的《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中，对朱与傅斯年之间深厚的交谊，也有交待，见第216-218页。）这些言语，自然反映了傅斯年的真情实感，但我们似乎也不能以此来认定那时傅斯年与陈寅恪已经交恶。傅斯年与陈寅恪关系的微妙之处，以下还要述及。 陈寅恪拿到牛津的邀请函以后，没有去成，而是闲居香港几年，不但物质上有不少痛苦，而且精神上也受到汪伪政权和日本人的威胁利诱，十分烦扰。但他还是拒绝了当时日本人和伪北大送来的钱款，表现出一种民族气节。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陈寅恪酷爱学问的脾气仍然未改，照样读书著作，并将自己在香港大学的讲稿，作了整理。 陈寅恪能逃脱香港，得以返回内地，他的老友兼上司傅斯年帮了忙。1941年3月19日，陈在香港时托人转信给傅，希望傅能速汇款，由陈乐素转给他。其中有“近来贫病交迫，居港五日用，返乡无旅费，需待接济”等字句。（注：“傅斯年档案”，Ⅰ-1688，该信写给元胎，让其告诉“傅君”，即傅斯年。）信后来附在吴晗给傅斯年的信中，吴也请求傅斯年出力接济，“为国家保全一学者，为后学保全一导师”。不过吴晗发信的时候，已经是4月24日了。[4]（Ⅰ-1689） 傅斯年得到信后，看来马上采取了行动。到了5月初，陈寅恪一家就得以坐船离开香港。等他在1941年6月18日到达桂林的第二天，陈马上就致信傅斯年，表述其感激之情，用了“何可言谕，九死一生”等话，并向傅描述了他在香港的处境。比如他说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他有两个月没有脱鞋睡觉。陈那时已有三个女儿，为了躲避“日兵索‘花姑娘’，迁居四次”。至于生活上，的确如前信所谈的那样，十分艰苦，“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食数月之久”。偶然有一个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傅斯年到底给陈多少帮助，信中没有说明，只说在4月底得“意外之助”。（注：“傅斯年档案”，Ⅰ-1693，该信落款六月十九日，应为1942年。）不过因为信是写给傅斯年的，这意外之助一定与傅有关。 可是，自陈寅恪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以后，他和傅斯年两人的关系，却产生进一步的隔阂，问题还是出在陈寅恪不愿到史语所上班。从傅斯年那一方面来讲，他那时帮助陈寅恪，不但是因为陈是他在1920年代留学德国时就已经交往的好友，更主要的是陈寅恪是他创办和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核心成员，因此他救出陈寅恪，自然希望陈马上到当时史语所的所在地四川李庄报到，履行其研究员的职责。 但是，陈寅恪逃出香港以后，有点筋疲力尽，不想马上长途旅行到李庄，这也可谅解。其中有好几层原因。首先是他自己目力已经所剩无几，妻子身体也不好，还有三个幼小的女儿。要想在战时由广西入四川，并非易事。其次是在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附近的一些大学、研究机关都纷纷想拉住他，让他到那些学校任教，如广西大学、武汉大学等。毕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大师级人物中，陈寅恪可以说是硕果仅存（另一导师赵元任那时已在美国），那些学校有这些动作，也理所当然。另外，陈寅恪的妻子唐篑是广西人，他们一家留在广西，一定是为了求得一些亲友的照顾。 可是中央研究院在陈寅恪回到内地以后，已经发了研究员的聘书给陈。陈寅恪在1942年的8月1日致信给傅斯年，解释他不能马上到李庄就职，因为旅途十分劳累，不便舟车劳顿，长途跋涉，因此就任广西大学讲座教授之职了。[3]（Ⅲ-63）傅斯年得知以后，十分不快。他在8月6日（应该是刚收到陈的信）写信给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叶企孙，认为陈在两处以上兼任，不合中央研究院规定，必须让陈将聘书退还。傅在信中还附了中央研究院的有关规定，引证有据。”[5]（Ⅲ-60） 陈寅恪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傅的不快，因此在8月11日致函给傅，说已经将中央研究院的聘书退还总干事处。信中还提及前面有三封信给傅，看来陈也知道不马上到李庄，有些不妥。（注：陈寅恪致傅斯年，见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82页，注48。此信我没能在傅档中见到，未知汪何处见来。）傅在收信以后，8月14日写回信给陈，解释中央研究院的规定，敦促陈到李庄就任。其中有比较强烈的语气：“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6]（Ⅲ-62）但是，陈始终未去李庄。 傅斯年自然更加不乐意，认为陈的举止，是受了他妻子唐筼的影响。他在8月21日致函叶企孙，有一段有趣的话，不但对陈的决定表示不满，也涉及陈在史语所的表现，不妨一读： 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自决（实则他人亦绝不能影响他，尤其不能影响他的太太）。彼决后，再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指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保存一读书种子耳。[5]（Ⅲ-58） 由此可见，傅对陈在史语所的研究工作，并不满意。当时的史语所，有点类似现在的博士后研究点，新聘的助理，都由年长的研究员指导。而陈寅恪虽有大名声，但对所内工作，并不参与，因此傅有怨言。 傅的类似意见，也在他给当时一名叫真如（张颐？）的信中谈及。真如给傅写信，要求傅能允许他聘请陈来校（武汉大学？）主持文史研究所。傅回信中表示了这样的意见，他说陈寅恪是否愿意，“一切看他夫人身体”，因为“寅恪伦常甚笃”。但更主要的是，贵校办研究所计，寅恪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肯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导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创办一研究部，寅恪决不肯“主持”也。（注：傅斯年致真如，疑真如即张颐，因张曾在7月31日给傅斯年发函，要求傅让陈到武汉大学主持新办之文史研究所。傅档，Ⅲ-65，张颐之信在同一卷宗。） 这与傅斯年给叶企孙的信中所表示的态度，十分一致。 傅斯年对陈寅恪的不满，可以用“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来赞扬，但也可看出他作为一位学术领导人，不免有些“学霸气”。（注：读过陈寅恪、傅斯年两人交往信件的汪荣祖，也有同样的看法。见汪《史家陈寅恪传》（增订版）（台北联经1997年版），“增订版自叙”。）其实，傅斯年的“学霸气”，在早年就有所表露，使得他在中山大学与老同学顾颉刚闹得不愉快，最后分手了之。（注：顾颉刚在谈到他与傅斯年分手的原因时说：“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见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但是，傅斯年对陈寅恪，向来是十分照顾的。当时傅斯年在史语所有一规定，所内人员不得在所外兼职。但他为了聘请赵元任和陈寅恪这两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到所内工作，只能对他们有所例外，允许他们仍在清华上课。其实，傅斯年对陈寅恪的怨言，也是事出有因。如上所述，这两位名闻遐迩的导师，对史语所没有什么具体的贡献。赵元任长期在美国，而陈寅恪虽然在国内，但他“虽是历史组负责人，却一直是挂名的，并不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37页。陆在下面说：“傅斯年也不苛求陈，但对陈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由此可见傅斯年对陈寅恪相知之深。”这些评语，看来并不尽然。）看来，由于时事的变化，傅斯年已经不再想一直给陈寅恪这一“特别待遇”了。 陈寅恪对被中央研究院解聘之事，也不会感到愉快。他在事后（1943年）写给史语所同仁的诗中，有这么几句：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 读书渐已成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 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注：引自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82页。汪对该诗作了一些解释，但比较笼统。） 其中第一和第三句，主要是谈他从港归来所目睹的时事变化，但第二和第四句，则似乎隐含了他对傅斯年的不满和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解释。他认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同时又解释他自己有家庭牵累，无法像傅斯年所要求的那样行事。该诗的意思，应该比较明白。 陈寅恪的确对傅斯年采取了躲避政策。从1942年直至1949年史语所撤至台北的这段时间内，他没有到史语所工作过，而是在离开桂林以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中有一段时间出国到英国治病，途经美国回国。1948年他到了广州岭南大学。陈寅恪的这一做法，表现出他已经感觉到在史语所工作，不再能享受他所崇尚的“学术独立”了。 由上所见的陈寅恪、傅斯年两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陈寅恪最后没有随史语所迁至台湾，以及以后他为什么不愿到北京的历史研究所工作。陆键东说得对，在当时陈寅恪的朋友中，能够劝说和有力量安排陈寅恪到台湾的，只有傅斯年。[7]（P33-34）当然，除了傅斯年之外，可能还有胡适，否则陈寅恪就不会在1948年随同胡适登机离开北京到南方了。（注：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对陈寅恪与胡适的关系以及陈一家如何随胡适离开北京的事，有所交待。见第253-278页。）不过，胡适对陈寅恪的影响力，可能也仅此而已了。事实上，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影响力，也并没有大多少，因为陈到了广州以后，虽然傅曾多次催促他到台湾，但他始终没有动身。 其实在1940年代，陈、傅之间的关系，至少从陈寅恪那边来看，已经不再那么融洽了。换言之，陈寅恪之学术、人格独立，是超越于党派之上的。因此，陈寅恪在“文革”中的交代稿中会这样说： 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2]（P147） 陈在说这些话时，一定想起了他在1940年代初期的往事。一是他在香港所受的千辛万苦；二是他在脱离香港、回到国内以后，没有能马上去史语所所在的李庄而遭傅斯年解聘的事。那“坚决不去”的说法，并不是为了“讨好”问话者（以陈寅恪的独立人格而言，他不会这样做），而是反映了他对傅的真实心情。如上所述，早在1942年以后，陈寅恪与史语所之间，就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联系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