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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依旧认为，宗教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根本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人民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根本与宗教无关。有人甚至认为，在当今社会，宗教只有负面的社会价值与作用，因此必须加强对宗教（不是中央所提的“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以防其闹乱子；有人甚至不理会中央的宗教政策，乱提政策性口号，说什么“在宗教问题上要防止右的倾向抬头”，“现在信教自由讲得太多了，该着重宣传公民有不信教自由的权利了”，“在宗教问题上不能搞对外开放”，等等。 西道堂人用自己的实践批驳了上述错误认识，向世人明确地宣告：他们虔诚信仰的伊斯兰教，已经不再是旧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宗教实体、宗教文化以及其宗教思想信仰体系中的积极精神，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服务。 西道堂人恪守“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宗教信条，不计较曾一度受到极不公正待遇的陈年往事，依然诚挚地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现任教主敏生光先生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中国共产党拯救了人民大众，从此过上了好日子。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众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是颇为难得的和不易的。自己应该带头做个范例，珍惜这国泰民安的大好时光。”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近几年来，他充分发挥宗教领袖的积极作用，肩负起党和政府与穆斯林群众之间桥梁和纽带的责任，协助党和政府宣传、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引导群众向前看，加强道堂成员之间、不同教派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大团结，维护社会安定，使临潭县内伊斯兰教各教派之间、各宗教之间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互敬互让，求同存异，形成一种良好的、新型的宗教关系。他继承前辈传统，领导西道堂人大力发展经济，本着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原则，发动群众开展农、商、牧、副业的多种经营，取得了极大成绩：仅西道堂50多辆东风卡车组建的汽车队，每年向国家上缴税金、管理费、养路费即达50多万元。十多年前，尚以乞讨为生挣扎在贫困线下的西道堂人，如今90%以上的家庭已经脱贫，温饱已无问题，其中不少家庭已开始向小康目标疾奔。他遵照“寻求知识从摇篮直至坟墓”的“圣训”，认定“发展民族教育是促进民族进步的根本，也是实现四化的需要，这和任何宗教教义是并行不悖的。”因此，他领导教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协助政府教育部门发展教育，带头捐资助学。他尤其注意对妇女儿童的开发教育，认为中国的妇女要真正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引导妇女充分认识其自身价值，找到自己合适的社会位置；二是妇女的整体文化素质亟待提高，这要从幼儿教育抓起，幼儿教育是搞好国民普及教育的第一步，应得到全社会的重视。为此，西道堂人创建了一所幼儿园，数十名回、汉、藏的娃娃在这里幸福愉快地生活、学习、成长。据几位暑假回家探亲的大学生讲，如今仅正在各地高校学习的西道堂男女青年即达七八十人，他们中有的学文科，有的学理工科，有的学外语、外贸经济……敏生光先生自豪地对我们说：我们不仅仅为西道堂培养人才，更主要是为社会，为祖国培育英才，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西道堂人尊重科学，倡导科学。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贯彻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积极推行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在各清真寺开展普法活动，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创办西道堂红新月医院，大力提倡科学种田、科学养畜…… 1993年12月，敏生光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宗教既然能够通过自身变革来适应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国度，也就能够同样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建设上的需要。”十几年来，他领导着西道堂的全体教民，不断摸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走出了一条伊斯兰教西道堂的成功之路，穆斯林公社的成功之路。他们建立的绝不是什么“乌托邦”、“世外桃源”，而是始终和着时代脉搏，踏踏实实走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的西道堂。 西道堂人的成功告诉我们，应该相信我国广大宗教信仰者是爱国爱教的，是可以信赖的。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放手让他们去管理自己宗教的内部事务，而不要继续以前越俎代庖的蠢事了。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即培养一批像敏生光先生这样的好带头人。如何帮助各宗教选拔、培养好跨世纪的德才兼备的宗教领袖接班人，已经应该提到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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