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貌似杂乱，其实有章可寻。第一，郡国虽分列，但均分赵、燕、韩梁西楚、齐、东楚南楚几部分，排序大致相当，各地区内部也遵循相似的方位顺序。可见，现存的郡国分列方式，有一个全国视野的分区、排序原型。第二，在合并郡国得出的“原始”排序中，边郡排序反应了武帝以前的状况，中原的郡国排序则有汉初的痕迹。所以，《汉书·地理志》所根据的西汉后期册籍的排序，最晚也源自汉代各国尚未众建诸侯、析分支郡时期的册籍。第三，中原地区郡国的特殊排列顺序，难以用地理分区和异姓、同姓王国疆域解释，而更与秦的征服顺序吻合；汉边郡与秦故边郡的排序也显然有继承关系。不妨推测，汉初册籍直接继承了秦帝国按边疆方位与征服顺序排列各郡的册籍，乃至秦王国时期的“内史――外郡”模式。总之，《汉书·地理志》的郡国排序，来自秦帝国建立之初的册籍。
    《汉书·地理志》条列郡国，但排列顺序似杂乱无章。“一百零三个郡国的排列不依州部为次第，时而是属于这一部的二三郡，时而又是属于那一部的二三郡，一部所属，既前后错出，在地理上又时而东，时而西，往往不相连属，这显然是一个缺点。汉志既以元始二年的册籍为根据，难道西汉政府的册籍就是这样杂乱无章的吗？有没有可能班固原本书不如此，今本汉志所以这样杂乱，是错简的结果呢？这是很可以怀疑的。”[1]《汉书》必有章简窜乱，郡国排序也完全可能是错简后的面貌。但是，现有的郡国序列，先三辅而郡而国，诸郡又大体先三河一带而关东各地而边境，似又非完全无章可寻。所以，姑且假定现有地理志为原始文本，主要借助谭其骧和周振鹤的研究成果，试探郡国排序的规则和渊源。
    一、郡与国：排序相同郡国排序与同列志文中的《禹贡》、《职方》、《域分》、《风俗》以及西汉十三州部无关，而班固重在汇集古今材料，无意考订排比以寄个人见解，故排序当照抄元延、元始年间的册籍 [2]。政府册籍较私人著述，当更依照前例，遵循固定规则。
    册籍先三辅而郡而国，诸郡排列大致先内后外，内地又先西后东。其中内地东部诸郡的排序特别混乱，但考虑到汉代地理观念与战国的密切关系，不妨把内地东部诸郡排列为三河、韩梁西楚、赵、燕、齐、东楚、南楚 [3]。全部位于内地东部的诸国，也有赵、燕、梁与西楚、齐、东楚、南楚的顺序 [4]。各郡、各国无一窜入他区，两种顺序之间也仅“梁与西楚”的位置不同。
    为求内地东部的全貌，不妨把诸郡和诸国各按所属大区合并，除将“梁与西楚”的诸国提前，一切按原序（有下划线者为国）：
    东、陈留、颍川、淮阳、汝南、南阳、南、江夏、庐江、九江、梁、山阳、济阴、东平、鲁、沛、楚。
    魏、赵、广平、巨鹿、常山、真定、中山、清河、信都、河间。
    广阳、涿、渤海。
    平原、千乘、济南、泰山、齐、淄川、北海、胶东、高密、东莱、城阳、琅琊。
    东海、泗水、临淮、广陵、会稽、丹阳、六安、豫章、长沙、桂阳、武陵、零陵。
    试释《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除韩梁西楚地区内部混乱和六安国无处协调，合并后郡国排序的方位背景一目了然：赵地是先沿太行山麓，再沿河北平原中部自南而北；齐地是先沿泰山、渤海之间自西向东，然后东南部；东楚与南楚是先自北而南述东楚，再自东而西南楚；只有燕地郡国太少，无法判断方位顺序。
    边地诸郡如出一辙，可分西南边、西北边、北边、南边等大区 [5]，西南边由三辅向西南，然后顾及东南一隅，西北边由三辅外围向西北，北边先三辅外围后向东北，南边大体自北向南。不难发现，边地和内地同样是遵循离关中越来越远的顺序。
    郡、国和内、外诸郡排序的内在一致性，说明政府册籍的郡国排序，应来自郡国混列的先分大区、后按方位排列的早期原型。
    二、原型：从武帝时期到汉初“原型”中的各大区是否仅仅是地理分区呢？三河、赵、燕、齐、东楚与南楚均界限分明，但中原韩梁西楚的东郡、南郡、九江郡之间，并无一致的地理特征。按司马迁给东楚、西楚、南楚的定义，庐江、九江等南楚之地与南郡、汝南、淮阳、沛等西楚之地并列，尽管南楚“俗大类西楚”[6]，但又与同为南楚的江南豫章、长沙之地分开。北边各地分属秦、赵、燕范围，却也自成一区。故地理分区难成一说。
    西部边区按西南、西北、北方排序，内部基本按照离关中的远近排序，似乎存在一个三辅――外围格局。因三河地区在西汉的极端重要性，不妨大胆猜测，东部存在一个三河――外围的格局。如此，中原、赵燕可视为三河外围，齐与东楚南楚可视为更外围，此下接边区诸郡。可是，三辅外围诸郡如汉中郡、陇西郡、北地郡、上郡等，各为大区的辐射起点，但三河外围的东郡、陈留郡、颍川郡、南阳郡，却紧随三河地区排开，体例不合。而且，梁楚内部自东北而西南，又折向东，再向东北，也不符合自近而远的方位排序。故内外分区也难成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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