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终结。由于此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向国际社会宣布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进一步明朗化，中美关系也由此走向了全面对抗的道路。然而对抗并非意味着隔绝。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环境的良好愿望出发，努力调整中美关系。但是新中国的和平努力，却因美国固守遏制和封锁政策、在台湾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而不得不最终放弃。
    一、朝鲜战场上的正面对抗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显然，这个消息是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听到的。因为两个月前，毛泽东已经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军队复员工作的指示；[1]6月24日，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正在召开会议，按照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问题。[2]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与党中央最关心的是美国的态度。就在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政府即公开指责北朝鲜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并认为这是苏联策划下共产党人向全世界进攻的信号，是“对美国在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一种明白无误的挑战，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3]正是根据这一判断，美国开始部署在朝鲜乃至整个亚洲进行反扑。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此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美国海空军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援助；第二，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并封锁台湾海峡；第三，大力支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和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4]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包含上述内容在内的声明，并宣称：“台湾未来地位之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与对日和平条约的缔结，或联合国的考虑。”[5]
    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这无疑是对新中国内政和统一大业的粗暴干涉。它与杜鲁门此前关于对台湾采取“撒手”政策的声明大相径庭。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曾信誓旦旦地宣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6]半年尚未过去，声明言犹在耳，杜鲁门就自食其言，决定把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对此，毛泽东的直接反应是：杜鲁门亲自证明了“他的声明是虚伪的”。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他号召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7]。同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属于中国“这不仅是历史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8]。
    应该指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两个星期里，尽管美国已经扬言出兵干涉，但由于当时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毛泽东关注更多的是由此带来的对中国解放台湾进程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美军在台湾海峡挡着，结果只能是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9]。事实也是如此，由于美国军队的粗暴干涉，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但是，形势的发展很快转移了毛泽东的注意力。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8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不久，“联合国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南朝鲜。毛泽东相当敏锐地意识到人民军将失去兵力优势，开始高度警惕来自朝鲜半岛的美国军事威胁。受他的委托，周恩来在7月7日和10日连续两次召集国防会议，研究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问题。根据这两次会议的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提出组建东北边防军，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命令华东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江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10]。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在北朝鲜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1]
    与此同时，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出兵朝鲜的问题。他反复斟酌，权衡利弊，力主出兵朝鲜。经过他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会议最后统一了意见，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
    10月19日，就在联合国军占领平壤的同时，由东北边防军改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此后8个月的时间里，中朝军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5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次年7月，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交战双方于1953年7月签订了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国内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二、打破美国的封锁和遏制
    朝鲜停战以后，随着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展开，中国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为此，毛泽东确立了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方针，并批准在外交上作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决策，跟他认为世界形势趋于缓和的判断有关。1953年9月2日，他在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电报中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12]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与社会主义阵营试图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良好愿望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阵营却加紧了“围剿”世界人民革命的步伐，特别是加强了对新中国的封锁和遏制。
    众所周知，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就把东南亚定为亚洲大陆遏制线的主要环节，企图“以一切可行和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把共产主义阻截在中国南部边境”[13]。1952年12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在此前后，美国不断以外交声援和物质援助的方式来支持法国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据统计，当时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的全部经费的70％是由美国提供的。[14]
    美国在呼吁英、法等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同时，还先后策划签订了针对新中国的美日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协定、美台共同防御协定等，并策动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此外，它还在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锁链”，包围中国和苏联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15]
    面对帝国主义阵营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毛泽东对世界形势和国内情况作了冷静分析，决定采取防御的斗争策略，努力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实行“和平外交”，打破美国的封锁和遏制。正因为如此，朝鲜战争以后，面对美国开始将军事力量从朝鲜撤往印度支那半岛的行动，他并没有决定再打一场印度支那战争。他认为：之所以在印度支那要和下来，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但“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16]
    从1953年底开始，新中国决定实行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毛泽东曾经设想，经过几年的努力，把整个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美、北美如加拿大、墨西哥，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家都争取过来，使它们脱离美国，把美国孤立起来。[17]他认为，这一方针既是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手段，又是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维护和平的根本方法。中国希望美国能够接受教训，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和中国进行对话。周恩来也强调：“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起来，就和他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18]此后，新中国在“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的战略方针指导下，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和苏联等国的斡旋，终于促成了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的召开。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当时，他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便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3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了中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所持的立场：“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19]会议批准了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20]。
    日内瓦会议自1954年4月26日开始，于6月19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后宣布休会。6月下旬，周恩来利用休会的时机顺道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先是与印度总理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了1953年12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接着，与缅甸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再次确认了这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同印度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效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7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汇报。他指出：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
    在发言中，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他特别强调，对帝国主义阵营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21]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提到了两个十分关键的理论问题：一个是他认为美国正在“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到处招摇撞骗、拉帮结伙，构筑反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战线。无疑，这一认识是对“两个阵营”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站在“两极对抗”的大视野下来认识美国。另一个是他认为美国现在主要的目的，还是整“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这是他在1946年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之后，再次提到“中间地带”问题。但不同的是，这时他已经认为中国不再是站在这个“中间地带”之中，而是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站在其中的一极，与另一极的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
    7月8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他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八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在讲话中，他还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11条具体意见，其中包括“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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