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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会议复会后，很快顺利签订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 参加日内瓦会议标志着中国正逐步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胜利。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通过频繁接见外宾，对它的成果作了广泛宣传。8月24日下午，他在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阐述了新中国所主张的“和平共处”外交方针，认为中国不仅可以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处，而且可以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共处，可以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正是根据这种“和平共处”的方针，他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提出了批评：“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23]他认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毛泽东在短短一周内四次与客人谈话，足见他对发展中印关系的高度重视。在10月21日会见中，毛泽东谈到：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24]“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25] 总之，日内瓦会议以后，毛泽东通过频繁接触外宾，进一步推动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孤立和封锁。到1956年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为友好信任的合作气氛所代替。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在增强，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分量也在加重。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三、缓和中美敌对关系 根据既定的和平外交方针，新中国在加强与亚洲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开始逐步调整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利用各种外交场合，主动缓和中美关系，打破美国对新中国的僵化政策。 早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积极回应美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交涉，以便逐步建立外交接触的渠道。当时，美国代表团也表示愿意就美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同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对此，中方予以积极回应。从6月5日至7月21日，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5次接触。从9月2日起又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和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过去一个时期的隔绝状态，开始建立起保持接触的官方渠道。这就证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26]。 1955年1月15日，印尼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亚非会议的邀请。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方案》提出：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27]这种避免突出和强化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分歧的态度，表明了新中国领导人在国际问题上的务实精神。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正式开幕。23日下午，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公开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8]对此，参加会议的缅甸总理吴努指出：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29] 中国代表团关于愿与美国直接谈判的声明，不仅有力地驳斥了美国声称中国“好战”的险恶企图，而且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亚非国家的一致赞赏和支持，这给美国政府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一开始，美国方面的反应是本能的拒斥，以坚持台湾参加中美会谈为条件拒绝周恩来的建议。然而由于参加亚非会议的广大国家都希望美国能够响应中国的建议，杜勒斯不得不于4月26日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美国不排除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30] 4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谈到中国政府在亚非会议上的表态时，他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31] 这年5月底，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他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对此，毛泽东表示欢迎：“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他还明确指出：“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为了进一步推动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中国方面甚至还主动宣布要释放若干已经被判刑的被俘美国空军人员[32]，以便为双方对话与谈判创造积极的条件。此后，经过英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斡旋，美国政府终于同意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8月1日，谈判正式开始。中方首任谈判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任谈判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 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极为重视。从中方会谈的决策和指导方针，到后来每一阶段的谈判部署、具体方案，乃至重要发言稿、声明稿等，都是经他最后审定的。[33]此后的谈判旷日持久，延续了整整15年，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却使中美两国在对抗中保持了一定的外交接触。 四、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从1954年起，中国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很快带来了显著成效。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也开始出现缺口。但是，新中国外交上的初步调整，显然无法完全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阵营的仇视。这年7月14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提出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主张[34]。这使得毛泽东开始警觉到：国际上存在着要求由联合国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杂音，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和越南划界停战的例子，很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援引到处理祖国内地和台湾问题上来。 恰恰就在此时，美国与台湾当局开始了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显然，美国的意图是要通过制造台湾海峡两岸的永久分离，使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合法化”。这不能不极大地刺激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他深知美国对新中国一直充满敌意，从而开始担心中国主动实行和平外交，会不会被美国人误以为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对此，他后来自我检讨说：我当时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我自己一贯的想法并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因为，这涉及中国人是否真正站起来了的民族尊严问题。[35] 从1954年7月开始，毛泽东重新把台湾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为了阻止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在进行的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谈判，他决心向全世界表达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信心和愿望。7月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台湾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对于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揭露美国图谋霸占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36]会议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美蒋阴谋得逞，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会长期紧张下去，更难寻求缓和与转弯的余地”[37]。 正是为了反对美国分裂中国，把台湾问题“合法化”、“固定化”、“国际化”的图谋，新中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宣传运动。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宣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38]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39] 8月11日，针对美国又在发起、组织矛头明显指向中国的所谓“东南亚防御集团”，周恩来发表外交报告，声明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决不同意交给联合国托管。[40] 为了配合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宣传，从8月份开始，中共中央还要求华东军区加紧准备轰炸上、下大陈岛，攻取一江山岛，同时准备通过大规模炮击金门来显示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决心和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这时是将解放台湾作为长期斗争目标来部署，并据此制定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和实施步骤的。他在国内发起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宣传运动，主要的目的在于表达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的信心和决心，阻止美蒋进一步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而不是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去直接解放台湾，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因此，他一方面强调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把解放台湾、祖国统一作为高于一切的神圣大业；另一方面又谨慎地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周恩来也明确指出：解放台湾固然“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但对美国，只要它还没有直接介入到这场冲突中来，就“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41] 除了在军事上采谨慎态度之外，毛泽东还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传递信息，希望美国能够及时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减少敌视中国的情绪。8月24日，他在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提出希望英国人能够劝劝美国人：第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第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第三，不要武装日本。总之，“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42] 然而中国方面表示善意的举动显然对美国没有什么触动。9月2日，杜勒斯到达马尼拉，准备与英、法、澳等国代表协商缔结“集体防务条约”。为了表示抗议，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然以猛烈的火力炮击大小金门和马祖岛。到22日止，连续19天炮击，两名美军顾问当场毙命，台湾海峡形势骤然紧张。 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使美国政府处于像朝鲜战争同样尴尬的境地。艾森豪威尔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他执政18个月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43]杜勒斯建议，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联合国出面斡旋，维持现状，实现台湾海峡停火。[44]此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美蒋双方于1954年12月2日在华盛顿正式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美国“维持并发展”蒋介石集团的武装力量，当“缔约国之领土”被“武装攻击”时，双方应采取共同行动。[45]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不仅使蒋介石集团得以在美国的武力保护下维持其在台湾的统治，而且使美国在远东长期和全面遏制新中国的政策披上了所谓的“合法化”的外衣。 对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新中国理所当然地表示了强烈的抗议。1955年1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该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为了表明新中国决不承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立场，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尽快解放一江山岛。1月18日，华东军区陆海空军配合作战，一举攻克一江山岛，并迫使美国撤走了它的舰队，使大陈岛也处于解放军的炮火有效射程之内。 一江山岛轻而易举被迅速攻克，使艾森豪威尔十分震惊，认为这是中共夺取台湾的前奏。他于24日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来“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46]此后，美国第七舰队主力开始向台湾海峡和浙江东南海面集结，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与此同时，美国还放出空气，威胁要使用核武器。 面对美国的威胁，毛泽东坚决地予以回击。1月28日，他在接受芬兰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至于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4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