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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这一论断所表述的“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被后来国内史家称作“八大路线”的主要精神，并认为二十二年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是对八大路线的恢复和继承。[30]中共八大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决议，其根据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是全国民众的强烈要求及其在党内的反映。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由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决定的，列宁诠释道：“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1]八大召开之际，中国大陆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摧毁了“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社会经济制度，这就使得阶级差别归于消灭。因此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是顺理成章的，况且“老大哥”苏共也曾如此宣布过。那么，八大路线何以没有坚持甚或说压根没有实行呢？也有两则历史事实值得注意，一是在八大前后发生并且延续十年的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论战；一是八大闭幕后不久掀起的“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震动，政治局成员们花费大量精力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一致意见，予以公开发表，即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两文，由此揭出中苏两党在事关共产党的纲领、路线问题上的分歧。分歧的焦点，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列宁这把“刀子”也“基本上丢掉了”）。“刀子”者，阶级斗争之武器也。在中共看来，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现在世界上议论最多的是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杀人杀多了，但对真正的反革命是杀对了，问题是扩大化。[32]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是要放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根本上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该年中发生的波匈事件，也恰恰说明这些国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搞好，没有把反革命势力加以肃清。直至八年后赫鲁晓夫下台，中共的论战文章发到“九评”（即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署名的长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才算打住。“九评”被认为是中苏论战的总结性文章，其论点极为重要，如文章说：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上述列宁的话，是说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的理论根据。“九评”进而把这种阶级斗争做了阐发：“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这段话是毛泽东加写，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其经验显然来自“反右派”斗争。 1957年，国内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应邀向执政党及政府提批评建议，以帮助中共整风，所提意见中出现不友善的声音，甚至有人要求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遂遭到执政党的反击，开展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同年9月23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反右斗争的事实证明“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他最后总结道： 运动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 运动证明了：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富裕中农中，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还在向往资本主义，不高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权不巩固。他们是右派分子活动的市场。 运动证明了：在工人阶级中，在农村的贫下中农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他们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33] 邓小平的总结，大体印证了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后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的论断，或者可以说，他就是按照列宁的思路总结的。毛泽东则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4]这等于再次强调了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对此，刘少奇也表示了认同，他在次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35] 中共领导集体之所以重视与苏共的论战，即使遭遇国民经济极端困难年代，仍全力以赴，口舌之争与“笔墨官司”（毛泽东语）不辍，是因为其自认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和责无旁贷的捍卫者。毛泽东常说，与东欧那些国家不同，我们是学十月革命，通过“实际的阶级斗争”打出来的。中共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视作搞“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先生，自己则为最优秀的学生。历史事实的确如此。 “实际的阶级斗争”首先证明了列宁的话：“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36]按照唯物史观的书本理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7]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还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8]可是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象马、恩曾经预料的那样，在欧洲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同时成功，却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继而又在生产力更加落后的中国告捷。于是“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新理论成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对此毛泽东等中国同志最能够理解，他们的经验也是“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39]至于唯物史观要求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问题，亦如列宁所言，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利用先进的社会制度迎头赶上。实践中的道理是那么简单易懂，深奥的学理在胜利者面前似乎无须细究，上引中共八大决议中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之语，全党几无人发现其理论上原本是不能成立的，虽然毛泽东提出过异议，但他注意的并不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恰恰在于不同意说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40] “实际的阶级斗争”又一重要突破，是由唯物史观描述的物质--经济层面，深入到了“人心”的层面。[41]任何暴力的本质特征都是残酷，杀人、你死我活是题中应有之义，无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列宁说：“没有一个革命和内战时期是不执行枪决的”。[42]“在最残酷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阴谋引入外国军队来推翻工人政府的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竟不用死刑来惩处这种行动，是可以想象的吗？”[43]毛泽东也说：“土豪劣绅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44]这一切不可能不对人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所以列宁反复告诫：“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45]这种“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列宁语），即是人的畸形的复仇心理，它可以绵延不断，甚至代代相传，怨怨相报不绝。1918年布尔什维克果断处决沙皇一家包括未成年子女，以绝后患，在当时情况下，并不难理解。同样，革命者也不会忘记“阶级苦”和“血泪仇”，如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所唱：“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做好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需教育。上引邓小平在总结反右派斗争时，强调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心服”；后来中国国内在说明阶级斗争时家喻户晓的所谓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等等，讲的都是人心问题。 “实际的阶级斗争”深入“人心”的另方面原因，是上引列宁所论的第二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小资产阶级原本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共产党宣言》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6]但经济发展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社会分化尚未及此种情形，却是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占据了社会的多数（毛泽东所谓“两头小中间大”[47]）。俄国革命时的中间势力，被布尔什维克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等中国同志则巧妙地争取、利用了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阶级，进而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终于将强敌战胜之。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并不等于阶级观点的模糊。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在思想上实质是一家。[48]他且指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49]“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党内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正“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50]毛泽东的话，并非仅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一个经济落后、阶级分化尚未完成的社会所遭遇的现实：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既要被当作革命动力来争取和团结，其又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们中间有的人必然会成为革命的对象。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对于大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中共历来重视“思想改造”，强调要“思想入党”。在这些人未获彻底改造之前，党组织不认为他们与革命是“一条心”，而是“半条心”、甚至“两条心”的。[51]毛泽东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要求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52]可见，即便是党内同志，如果不注意思想改造，也是会随时滑入反革命的泥坑的。由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直至发展到反革命问题，从“思想斗争中发现了反革命”（毛泽东语），是中共自延安时代就抓得很紧的处理阶级斗争的模式之一。小资产阶级“自发”思想的核心是对私有制的眷恋和对资本主义的向往，革命中，它又可能变成“随时会叛变”的投机性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条心”问题。所以中共党内斗争总是十分严酷。在中国这样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国度，进行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思想的阶级斗争，其广度和难度可想而知。毛泽东于“文化大革命”时提出“要斗私批修”[53]，开展全民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活动，都可以看作是执行列宁教导、切断“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之源的努力。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全国有数以亿万计的民众受到各种批判冲击，也是符合这种阶级斗争的逻辑的。[54]至于在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被党的政策和策略成功分化、争取到了人民阵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把他们确定为下一历史阶段的革命对象，如邓小平所说，这些人要想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前提条件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变为敌我矛盾。毛泽东说：“人民内部，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55]又说“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56]关于两类矛盾的不同处理方法及其转化学说，是中共治理国家的一个发明，其由在阶级斗争中争取、团结中间阶级的政策演化、发展而来，属于“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成果。[57]操作这一学说的要领是如何拿捏矛盾性质的转化。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说法完全一致：不同性质矛盾转化的关键仍在于有关人们的态度。态度问题也即思想问题。在反右派斗争发生后，毛泽东解释说，“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58]这就引出了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特征--不确定性和时起时伏，我们后文还要述及。平心而论，八大决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想把日常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真实愿望。建国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此讲过不少的话，但工作中心转移的前提是阶级斗争形势要比较缓和，一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掀起了波浪，则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大局需要（后来常把这种情况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八大是在理论上做了一次将党的阶级斗争的纲领、路线同日常工作中心适当区分，把前者规定的阶段性任务了结，以便将更多精力投入经济建设的尝试。[59]事情很明白：首先，党是不可能否定自己的纲领、路线的，毕竟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两种，假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解决了，还有国际的阶级矛盾存在着；但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心在一个时期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也是有可能的，1956年的形势和氛围曾经不错，可惜后来被一场“没有完全看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毛泽东语）的阶级斗争风波给冲了。当把“右派的猖狂进攻”打下去之后，一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役终于在全国打响，史称“大跃进”运动。 阶级斗争深入到“人心”的层面，所遇最大的问题便是：人心隔肚皮，敌我难分辨。明里的阶级敌人可以真刀真枪地去搏杀，暗里的阶级敌人危险且没有固定的目标，很可能“正睡在我们的身旁”[60]。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毛泽东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惯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把戏。于是资产阶级派遣的“第五纵队”[61]的存在，成了革命者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也是“实际的阶级斗争”带给人们的一种特别的心理状态。早在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第一句话即为：“特务之多，原不足怪。”而对付的手段，必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高度警惕和严格清理。搜查私信、揭发言行、密告敌情，都是“肃反”的必要方法。为获取嫌疑分子的口供，“逼供信”也屡禁不绝。面对社会上特别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大量的思想言论问题，最难的还是如何划限定性，以挖出敌人。除了对人言注意分辨“善心”与“恶意”的判断之外，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还列出了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等“六条标准”。[62]可是“有利”与否，涵盖宽泛无边，这为“无限上纲”提供了空间，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历史证明，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阶级斗争都似一把双刃剑，它既为革命的利器，又避免不了伤害无辜，酿成一次次“扩大化”的悲剧。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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